万历五年九月十三日，张居正父亲张文明去世。
按照明朝丁忧的制度，官员在遇到父母的丧事时，自闻丧日起，不计闰，守制二十七月，期满起复。
张居正照例上疏请回原籍守制。
万历不允，张居正又多次上疏，皇上依然还是不允。
大臣们都是看皇上的眼色，于是众多官员上疏请留张居正，可偏偏张居正的门生吴中行和赵用贤却上疏请令夺丧。
吴中行说：居正每自言圣贤义理，祖宗法度。
祖宗之制何如也？事系万古纲常，四方视听，惟今日无过举，然后后世无遗议，销变之道无逾此者。
赵用贤说：臣窃怪居正能以君臣之义效忠于数年，不能以父子之情少尽于一日。
国家设台谏以司法纪，任纠绳，乃今哓哓为辅臣请留，背公议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创异论，臣愚窃惧士气之日靡，国事之日淆也。
紧接着，他的同乡刑部员外郎艾穆和刑部主事沈思孝也请令守制，他们说：
居正独非人子而方寸不乱耶？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何以对天下后世？
当然，皇上要求张居正夺情的旨意已经非常明确。
因此，反对夺情的人必然受到惩处，吴中行和赵用贤各杖六十，艾穆和沈思孝各杖八十。
礼部尚书马自强、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等人都来找张居正求情，可张居正只是说圣怒太严重，求不得了。
王锡爵再求，张居正无奈之至，甚至说道： 大众要我去，偏是皇上不许我走，我有什么办法？只要有一柄刀子，让我把自己杀了吧！ 可见张居正也为夺情之事的矛盾而痛苦万分。
由于张居正不肯营救，朱东润先生以此认为 张居正也不是一位气量宽宏的大臣。
我想，第一，张居正是否应该夺情？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按照常理，张居正金莎的老公许嵩要马上回家守孝三年。
但是，当时张居正主持的改革正在如火如茶地进行，且已初显成效。
国家安定，经济复苏。
但是改革并未完成，张居正有着更大的手笔，治理河漕、清丈土地等等。
因此，张居正不能离开。
如果此时丁忧，改革大计无人主持，辛苦几年的改革很可能半途而废。
再加上朝政风云变幻，反对者们很可能在他丁忧期间罗织罪名，对他反攻倒算。
不但改革不成，甚至三年后能否起复都成为疑问。
如果夺情，会引发 不孝 的骂名，这对于身为首辅的名声也是极重的打击。
但是，如果夺情能够得到皇上的支持，那么一切都可以顶住，改革的事业也可继续进行下去。
因此，综合考虑，应当夺情。
第二，吴中行等四人上疏是对还是错。
一开始，我觉得是错。
我感觉这些士人太迂腐了。
回家守孝固然重要，但国家大事岂不是更重要？忠孝不能两全，怎能舍国家而就小家？
可转念一想， 国事重于家事 的思想只是现在的价值观，我不能以现在的价值观去要求古人。
当时这些士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以孝治天下 的礼制观念深入人心，根深蒂固，不可动遥他们坚信儒家思想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
一旦有人违背，即使是自己的座主，也要奋起反抗，坚决说不。
这是极大的勇气，而这种勇气来源于内心的坚定和信念。
这不能说是迂腐，甚至可以认为是正义和高尚的行为。
如今我感觉他们迂腐，不过是因为我没有处在明朝，没有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我远离了当时的历史，没有当时当地的束缚和牵绊。
因此，我可以看到张居正在改革中的重要性。
以人治为主的封建社会，改革本来就阻力重重。
如果改革者离开，则必然人走茶凉，人亡政息，因此张居正断然不能走。
而这些认识不过是旁观者清罢了。
试想如果我也身处当时，我也身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或许当时我也会反对夺情，很可能也会落入 我执 之中而不能自拔。
于是，我理解了吴中行等四人的行为。
他们这样做其实是不希望自己的座主落下 不孝 的罪名。
第三，张居正是否心胸狭窄？我认为不是。
古语：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
张居正万万想不到自己的门生和同乡上疏骂他不孝，这就不得不让他愕然与痛心了！难怪他痛切地说： 从前严分宜当国的时候，没有同乡对他攻击，如今我比不上严分宜了。
这是发自肺腑的痛苦感叹，无奈、愤激，甚至是委屈，尽在其中。
这个时候还要求张居正能够宽宏大量，为免难人所难。
以此说张居正气量不够宽宏似乎过于苛责了。
通过夺情，更显张居正的伟大。
他能顶住如此重重压力，不畏人言，坚持推行改革新政，使得原本奄奄一息的大明王朝在万历初年恢复了生机。
张居正不愧是明朝最杰出的首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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