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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前期贞观群臣的咏史诗创作-中华历史文化-空若网
初唐是唐代发展进程中的第一个阶段,如前所述,初唐前期唐太宗首先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的 贞观之治 ,政治上的清明给予了文人更高的参政热情,同时唐太宗还是一位纳谏如流的好皇帝,他与魏征之间的兼听纳谏,使其获得政治上的极大好处。
他也亲自奖励进谏的官员。
唐太宗还建立京师学,增建校舍,一时文教之风大盛,他还注重编修历史,所有这些都表明初唐前期政治稳定,国运昌盛,文化繁盛,对于咏史诗创作而言,是一个和平繁荣的盛世阶段。
二、主题倾向
(一)对古人进行颂扬、借鉴历史,表现出明显的儒家史观意识
初唐前期创作以贞观君臣政治集团为核心。
虽然也有下层在野之士,但仅有王绩一人。
在主题思想上,这一时期的咏史诗大多侧重对于古人的颂扬与历史的借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儒家史观意识。
唐太宗李世民《咏司马彪续汉志》王《咏汉高祖》《咏淮阴侯》魏征《赋西汉》郑世翼《过严君平古井》欧阳询《道失》等,均表现出这种主题取向。
如王《咏汉高祖》云:
汉祖起丰沛,乘运以跃鳞。
手奋三尺剑,西灭无道秦。
十月五星聚,七年四海宾。
高抗威宇宙,贵有天下人。
忆昔与项王,契阔时未伸。
鸿门既薄蚀,荥阳亦蒙尘。
虮虱生介胄,将卒多苦辛。
爪牙驱信越,腹心谋张陈。
赫赫西楚国,化为丘与榛。
王,字叔玠,太原祁人,唐初名臣。
他的这首诗采用史传体的方式,来咏赞汉高祖刘邦的雄伟霸业,实际上是借汉喻唐,歌颂唐太宗。
有的学者认为: 无道秦 写隋,西楚项王就是写李密。
这种说法过于比拟,未必是这样。
但是诗的主旨是颂赞李世民的盛业,则是非常明确的。
其《咏淮阴侯》一诗也是采用史传体的方式,主要歌咏韩信辅佐汉高祖刘邦的丰功伟绩: 道契君臣合,时来名位彰。
北讨燕承命,东驱楚绝粮。
斩龙堰濉水,擒豹熠夏阳。
功成享天禄,建期还南昌。
但结尾四句又对功臣的最终命运深表慨叹 吉凶成纠缠,倚伏难预详。
弓藏狡兔尽,慷慨念心伤 。
这种慨叹可能深含讽谏,是基于现实的考虑。
唐太宗霸业已成,功臣功成名就后,如何避免兔死狗烹、祸福难预的历史悲剧,就成为摆在功臣面前的一大现实问题。
《资治通鉴》卷194载: (贞观六年)九月,己酉,幸庆善宫。
同州刺史尉迟敬德预宴,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 汝何功,坐我上! 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谕解之。
敬德拳殴道宗,目几吵。
上不怿而罢,谓敬德曰: 朕见汉高祖诛灭功臣,意常尤之,故欲与卿等共保富贵,令子孙不绝。
然卿居官数犯法,乃知韩、彭葅醢,非高祖之罪也。
国家纲纪,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得,勉自修伤,无贻后悔! (新、旧唐书中《尉迟敬德传》亦载此事)王珪也参与了这个宴会,疑此诗殆为此类事情而发。
又如魏征《赋西汉》云:
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
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
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
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
此诗作于贞观十一年(637),通过叙述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的史事,来赞扬唐太宗。
但结尾却落脚于叔孙通确立礼仪以显示朝廷肃威的史事,侧面讽谏唐太宗要牢记创业艰难,强调要注重儒家礼乐建设,反映出魏征作为一个史学家、儒家的思想观念。
再如欧阳询的《道失》:
已惑孔贵嫁,又被辞人侮。
花笺一何荣,七字谁曾许。
不下结绮阁,空迷江令语。
雕戈动地来,误杀陈后主。
欧阳询,字信本,博览经史,尤精三史,工书,《全唐诗》仅存此诗一首。
此诗主要讽刺、批判陈后主宠信辞人,爱好浮华文学,以致误国的史事。
这实际上是魏征所作《陈书》卷6《后主本纪》中的史论内容的一种诗性传达: 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
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
这首诗也有可能是针对唐太宗爱好宫体诗创作的现实而发。
(二)形成儒家史观的原因
贞观君臣为核心的咏史创作,侧重于对古人的颂扬与批判,注重历史的讽谏意义,颂美规箴,具有较为明确的现实指向。
这里,历史成为一种为现实政教服务的手段。
形成这种咏史创作的格局是有一定原因的。
大唐建国之后,便开始考虑如何借鉴前代各朝的兴亡经验,以巩固、振兴新生政权。
武德五年(622),朝廷着手编撰前代梁、陈、北齐史书,但没有成书。
其后,贞观三年(629),太宗命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由 令狐德、岑文本撰《周史》,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陈史》,李百药撰《齐史》 (《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征传》)。
唐初不仅重视对于前代历史的总结,而且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也非常注重引史为谏。
这在唐吴兢《贞观政要》中,特别是第8卷《辨兴亡》中有充分体现。
贞观之治 局面的形成是和统治者注重历史经验教训分不开的。
在这种情况下,贞观君臣一旦以历史题材作为诗的吟咏对象,便首先会从历史的戒谏角度去考虑创作的主题取向。
同时这种主题的形成也和当时儒教文艺思潮的兴盛有关。
在整个唐代,一般认为儒、道、释三教并行。
事实上,仅从武德、特别是贞观时期来看,虽有尊崇道、释之举,但其目的不过是一种面对两教发展的既成事实,而采取的一种政治策略与技巧,儒教实际上处于一种特尊的优势地位。
这是因为在经邦治国方面,特别是对于初兴政权,儒教更加适合于国家建设、统治和政权稳固的需要。
作为儒家学说一部分的文艺观畅行无阻也就成为必然趋势。
综观贞观君臣的有关言论,他们强调的是文学的政治、教化和伦理价值。
《隋书》卷76《文学传序》云: 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
咏史作家魏征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这种文艺观的创作原则。
以史为鉴、作训垂范的儒家文学思想意识,决定了作家在咏史诗中颂美规箴,以期有助于现实政治、教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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