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幼学习勤奋，很有才智。
“八岁就学，诵记日千余言……及长，明服氏春秋传，郑氏尚书、诗、礼记、王氏易，善属文，通步历。
”(《新唐书·儒学上·孔颖达传》)曾师从于当时著名经学家刘焯，学成之后，便居家兴办私学，以教书为业。
隋炀帝大业初年，“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今河南新阳)博士，后又被任命为太学助教。
隋末，炀帝曾召天下儒官集于东都，诏国子秘书学士与论议，颖达为冠。
其时年最少，老师宿儒耻出其下，阴遣客刺之，匿杨玄感家得免。
补太学助教。
入唐后，太宗平王世充，引为秦府文学馆学士，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授国子博士。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擢升国子司业。
岁余，迂太子右庶士，乃兼国子司业。
与诸儒议历及明堂，皆从颖达之说，又与撰《隋史》。
十一年(公元637年)又与朝贤修订《五礼》，所有滞疑咸咨决之。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升为国子祭酒，仍侍讲东宫。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因年老辞官。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病逝，终年七十四岁。
孔颖达一生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和经学教育，将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隋唐时期的文教事业。
从乡村儒师、河内郡博士、太学助教、文学馆学士、国子博士、国子司业，一直到国子祭酒，他经历了从一般学者、教师到教育家、教育界主要行政长官的所有主要阶梯，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教育实践家。
在学术研究方面，孔颖达重点在经学方面，也旁及史学、天文历法学及文学等，是个博学的大家。
在讲经中，孔颖达又以《礼》、《春秋》和《易》的研究为主，兼及其他各经，在学术界有着较高的水平和声望。
唐太宗对孔颖达十分器重，他适应政治统一的要求，认为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训解不一，应对经文有统一的解释。
于是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命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诸儒撰定《五经》义训。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五经义训》撰成，合一百八十卷，命名为《五经正义》。
唐太宗对孔颖达这一工作十分赞赏，曾诏曰：“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
”(《旧唐书·孔颖达传》)
关于《礼》，他说：“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者：上谓公卿大夫，下谓士也。
君父南面，臣子北面，公卿大夫列位于上，士则列位于下。
兄前弟后，唯礼能定也。
”(《礼记正义·曲礼上第一》)因此，他说：“礼者体也，履也，……顺之则宗固、社稷宁、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则纪纲废、政教烦、阴阳错于人，人神怨于下。
故曰：人之所生礼为大也。
非礼无以事天地之神，辩君臣长幼之位，是礼之时义大矣哉。
”(《礼记正义·序》)就是说，学习《礼》的意义与作用，在于固宗、宁社稷、序君臣、正朝廷，维持现存秩序和政治安定。
这是对“不学礼，无以立”的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他还认为，《礼》有“化性”的作用。
他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
感物而动，性之欲也。
喜怒哀乐之志，于是乎生；动静爱恋之心，于是乎在。
精粹者虽复凝然不动，浮燥者实亦无所不为。
是以古先圣王鉴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纳之于德义，犹襄陵之侵修堤防以制之，驾之马设衔策以驱之。
”(《周礼正义·序》)在他看来，人生来的天性本是静的，接触外界事物后产生了动的念头，即产生了“喜怒哀乐”等情感，从而做出动静爱恶的选择。
“精粹者虽复凝然不动”，而“浮躁者”却“无所不为”了。
因此，为了训化人性，节制情欲，使之变好而不变坏，就不能不借助教育作为“堤坊”和“衔策”的手段，而“礼”就正是起这种作用的。
在这里，他同一样，从人性情欲的角度说明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他认为“中人之性可上可下”，这显然是传统的人性观。
但孔颖达“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的思想，是明显接受了玄学和佛学影响的。
这是时代思潮特点的必然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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