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诸葛亮在用人上的最大失误既非马谡又非魏延，而是姜维。
姜维字伯约，雍州天水郡翼县（今甘肃甘谷东南）人。
小时候读《三国演义》连环画，记得其中有一本叫做《收姜维》。
现在京剧舞台上还在演。
不过姜维投奔蜀国的经历，并没有那么多的戏剧性。
公元２２８年春，诸葛亮派镇东将军赵云、扬武将军邓芝占据箕谷（今陕西宝鸡南），作出要从褒斜道出兵，进攻郿的姿态，以牵制魏军主力。
魏明帝曹睿派大都督曹真统帅关右诸军，在郿重兵设防。
诸葛亮趁机亲率主力，猛攻祁山。
蜀军势大，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随即叛魏附蜀。
当时姜维在天水郡任中郎将，正跟太守马遵一起，陪同雍州刺史郭淮视察各地。
听说三郡叛魏，郭淮迅速东归上邽部署防御。
马遵怀疑姜维等人有异心，也连夜赶到上邽。
跟姜维在一起的，还有功曹梁绪、主薄尹赏、主记梁虔等人。
他们发现两个领导全部溜号，赶紧追随，可惜晚了一步：赶到上邽时城门紧闭，郭淮、马遵怎么说也不肯放他们进城；姜维等人无奈返回冀县，结果吃的还是闭门羹。
他们走投无路，这才投奔诸葛亮。
诸葛亮得到姜维，如获至宝。
他给参军蒋琬写信，语气颇为兴奋：信中还说：。
那一年姜维二十七岁。
诸葛亮加封他为奉义将军、当阳亭侯。
在诸葛亮的大力栽培下，没过多久，他就升到了中监军、征西大将军的位置。
全军从五丈原退回成都后，杨仪野心膨胀，诽谤朝政，被下狱问罪，最终自杀。
诸葛亮将政事托付给蒋琬、费祎、董允，军事则由姜维负责。
蒋、费、董三人虽然和诸葛亮一起，被蜀人目为，但毕竟不能直接跟诸葛亮比肩，所以他们虽然实际行使丞相职权，官职却都是尚书令、大将军、大司马。
起初姜维任右监军、辅汉将军，统率诸军，进封平襄侯，后来随着蒋琬、董允的去世，姜维资历逐渐攀升，与费祎同录尚书事。
费祎死后，他基本成为蜀国的第一大臣。
诸葛亮主持蜀国国政十多年里，有七年处于战争状态：一次南征，六次北伐，其中有一次他未直接参战，只派魏延等进兵羌中。
而姜维呢，先后九次北伐。
九次北伐胜多负少，姜维的才能可知。
但问题在于，姜维即便胜利，也是只开花不结果，得势不得分。
如果上升到战略高度，可能都要算作失败。
因为北伐的根本目的都没有达到。
成都武侯祠内有座蜀文化博物馆。
我在里面看到过三国形势图。
这个图不新鲜，《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表述更加详尽细致；但是有组数据引起了我的兴趣，那就是魏蜀吴三国的人口数量对比。
具体如下：
蜀汉９４００００人
曹魏４４３２８８１人
东吴２３０００００人
这组数据当然有其来源。
关于蜀国的户口，史籍中有前期和后期两个数字。
《晋书·地理志》记载：章武元年（公元２２１年）；景耀六年（公元２６３年）蜀国灭亡时的人口，王隐在《蜀记》中记载。
西晋时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记载，景元四年（公元２６３年），魏国人口。
杜佑在《通典·食货·历代盛衰户口》记载与此略同，仅人口数为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
由此推断，当年魏国应有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户、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人。
吴国的户口，难以考查。
《晋书·地理志》说，孙权赤乌五年（公元２４２年），吴国。
《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则记载，吴国灭亡时有。
这两组数据大致相同，看来吴国自从赤乌五年之后，再没有统计过户口，或者数据遗失，因此王浚灭吴后，只能按照三十八年前的旧口径上报。
无论如何，这组数据大体能反映出当时三国的人口分布。
蜀汉的人口数量不足曹魏的四分之一，不及东吴的一半。
当时还是人多力量大的时代，人口几乎就是第一生产力第一战斗力，蜀国实力之弱，可见一斑。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只要有好的统帅，羊羔也能训练成狮子，但问题在于蜀国没有这样的统帅：绝对才能不低，相对才能不高。
诸葛亮比司马懿强不了多少，姜维比起邓艾、钟会，也不占绝对优势。
对此当时主政的费祎，认识更加清醒。
他这样告诫姜维：
姜维的才干，在蜀国后期确实比较突出，但却只有边帅之能，远非宰辅之用。
诸葛亮选择这个接班人，不能算作成功。
吴蜀实力弱，老虎吃天的唯一办法是两家联合。
这一点诸葛亮认识清醒，将之定为基本国策，甚至早早地与吴国定下了瓜分魏国的计画。
如果单纯搞结果论，这一点未免滑稽，但发生在诸葛亮身上，又让我们不忍耻笑。
他到底是诸葛亮，贤相之名庶几可当。
尽管后来两国一直保持着联盟关系，但无法真正协调立场，作为部署军事斗争的基矗两国协同攻魏，行动从来就没有成功过。
几十年过去，姜维应当能看得清楚；对于彼此的实力对比，他怎么就没有个清晰的认识呢？魏国灭蜀之前，判断倒是非常准确：蜀军总兵力十万两千，司马昭的判断是九万，可谓精确。
如果考虑到那个命令有战前动员的意思，不宜夸大敌军实力，则更加精确。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被歇后语讥为非大将之才的廖化，认识都比姜维清醒：他苦劝姜维，，不要。
兵犹火也，不戢自焚。
战争是柄双刃剑，搞不好伤不到别人，却砍了自己。
廖化指出了当时蜀军的命门所在：智不出敌，力少于寇。
智谋不比敌人强，兵力明显比人家弱。
这样的状况，有个比较好听的说法，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
可问题在于，谁有那样的权力，把战争强加于蜀国百姓头上？上面关于蜀国前后期的人口数据，来源不同，直接对比未必合适，但有一点还是要引起注意：《晋书·地理志》说，公元２２１年蜀有二十万户、九十万人，《蜀记》则记载，到公元２６３年，这两组数据分别为二十八万和九十四万。
假定这两组数据可靠，那么在四十二年里，蜀国户数增加了四成，但人口的增长仅有百分之四强，两者之间相差悬殊。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无法不联想起蜀军的连年征战。
这些意见姜维当然都没有听。
姜维最大的悲剧在于，他还是个饱学之士，正人君子，一心为公。
名臣却正这样评价他：如果是个小人佞臣坏蛋，我们大可扔下书卷，骂两句解恨，但对于姜维，又实在不忍加之恶言。
曾经有人这样评价南宋奸相贾似道：。
当时南宋称安抚使、制置使为阃帅，基本相当于现在的军区司令，只不过兼管部分民政。
读到这个评论，我经常会想起姜维。
尽管他从来不曾居于相位，但自公元２５３年费祎醉酒、被魏国降将郭循刺杀之后，姜维在群臣中对蜀国的影响最大，几乎将整个蜀国都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不是丞相也差不多。
将忠良姜维与奸臣贾似道并举，感情上过不去，但结果确实很像。
我们当然不能将蜀国的快速灭亡归咎于姜维。
当时黄皓乱政，后主昏庸，都是亡国之因。
可尽管如此，还是得指出姜维在防卫部署上的重大失误。
这个部署就是所谓的。
前面说过汉中的重要。
除了诸葛亮，蒋琬和费祎都曾长期在此驻扎。
从魏延镇守汉中开始，险要之处都设立营寨，充实兵力，敌军进攻则凭险据守，使其难入一步。
诸葛亮死后，魏国大司马曹爽为了树立威信，贸然伐蜀，王平御敌，也采取这个办法，最终曹爽只得无功而退。
姜维认为这是防御姿态，无法达到歼敌的目的，于是建议朝廷，废除散落各处的营寨，全军集中起来，分别驻扎于汉、乐二城。
军事上的事情，主要靠姜维拿主意，因此朝廷自然要采纳，于是便令汉中都督胡济退驻汉寿、监军王含驻守乐城（今陕西勉县东），护军蒋斌驻守汉城（今陕西城固东）。
这个办法貌似积极，其实弊大利小，等于是放弃险要，自拆樊篱，很快就显出恶果。
后来钟会攻汉中，几乎就是探囊取物。
以往人们责难姜维，主要着眼于他后来的假投降。
这个观点未免迂腐。
姜维最大的失误主要集中在两点：战略而言，不该频繁用兵，九伐中原；战术而言，不该，放弃险要。
这跟直接抛弃汉中差不了多少。
南宋郭允蹈在《蜀鉴》中，甚至直接以后面这个原因，指责姜维误国亡蜀：郭允韬认为，即便没有邓艾奇兵出江油，蜀国已经不支，原因都在于姜维的部署失误。
这个看法当然未免偏激。
蜀国之亡不在姜维，甚至也不在黄皓与刘禅，只在自身实力不济。
当然如果换个角度，黄皓与刘禅也可以归入蜀国的实力，只不过是负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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