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的焦点不外乎：春秋时代秦穆公称霸西戎、战国时代秦因商鞅变法骤强、以及秦始皇统一天下、秦帝国的迅速强大与崩溃。
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秦帝国的霸业亦非史籍中寥寥可数的豪杰在关键时刻所缔构，这条通往天下的大道，是由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因为对于东方文明世界（例如今天河南、山东地区）的渴望，在血与泪的交织下完成。
这里将以秦武公为例子，说明秦作为西隅小邦最终称雄天下的原点。
从陕西太公庙秦公钟谈起
1978年，考古队于陕西宝鸡太公庙村一铜器窖藏发现五件秦公钟，三件秦公镈，皆带铭文，此组秦公钟、镈按器形应属于春秋早期，按钟、镈上铭文所载秦先公世系，则此组钟镈器主应为秦武公。
公钟铭文拓片节录，铭文云。
（转引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秦公钟、镈的铭文皆铸了这么一句：。
在西周时期，为天子及其先祖之特权，此原则至春秋时代因王室式微而屡遭僭越，诸侯纷纷在铭文提及天命与先祖的关系。
因此，秦于乐器铭文的僭越并非特例，而是这个时代的总体趋势。
但这套乐器的铭文，若被同时期的东方贵族看见，大概只会换来文雅的嘲弄，因为其略为嚣张的用辞与实际拥有的力量，倒有些名实不符。
平王东迁后，春秋初期在中原隐隐然有霸主姿态的是郑庄公，南方汲汲营营于兼并汉阳诸姬的楚武王、楚文王父子也相当活跃，大有后来居上的态势。
日后足以称霸的强国晋、齐则约莫于此时先后陷入内乱，虽暂时无力扩张，但终究站在历史舞台的核心。
这时的秦却是边陲中的边陲，孤悬于西陲一隅，仍与霸业无缘。
但秦武公在西元前698年踏出了那一步。
秦武公的困境
西元前698年，一支秦国军队从西陲（又称犬丘，今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一带）出发，由于渭水上游的河谷高山深豁，当时也没有修筑高速公路，故难以沿河谷行军。
又由于山高水急，难以顺流而下，这支军队只能翻越位于西垂东北的陇山，穿越关中平原，终于来到关中平原东侧，今西岳华山一带。
原先周人王畿内道路，因为过去戎人入侵，路况已失修荒废多时，旷野中一列列队伍，一辆辆马车朝着华山前进，车轮不停地压过地面的碎石，颠簸前行。
这支军队首领立于一辆镶满金银、装饰华丽马车之上。
随侍武官需手扶车轼才能稳住身形，而这个人却将双手放在背后，视线坚定地投往东方的华山。
他年纪不大，没有贵族少年的飞扬神采，有种超乎其年龄的稳重深沉，他是秦武公。
秦武公是宪公的长子，宪公英年早逝，作为长男的自己原应即位，继续父祖未竟之业，然而朝中权臣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等趁大位虚悬之隙夺取朝政，独揽大权，自己君位被废。
权臣另立他的弟弟出子为国君。
几年后（西元前698年），以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等为核心的权臣集团又弑杀出子，大位再次虚悬。
被废太子的那段日子，也许是秦武公人生中最为凶险、低潮的时期，恰巧描述了他的危险处境。
限于史料，无从得知这段期间，武公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但合理推测他还是做足准备，否则接下来的事情将无法发生。
首先，他想尽办法活了下来；其次，重新获取朝中权臣集团的信任。
权臣集团弑杀出子后，让武公重返君位。
获得初步胜利的武公依然寝食难安，因为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一干人等一日不除，西垂就是险境，可是自身羽翼未丰，也不能轻举妄动，他意识到离开西垂是反击的第一步。
在秦武公面临这些困境时，秦国已是逐渐东进之势，向岐山、丰镐进军，但整个国家仍以西垂（今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一带）为政治核心。
远在秦国势力范围边缘的华山一带，戎人发生动乱，秦必须东征平乱。
根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甫重返君位的武公，是这次东征的领帅。
然而，我们已无从得知秦武公如何让权臣集团同意其东征。
也或许秦武公帐下有个像电视剧〈琅琊榜〉中般神机妙算的谋士，替武公出谋划策，不但让武公得到权臣集团信任，更让武公能够以东征为由，带着军队离开西垂。
踏上东征之路的秦武公，心情应当是复杂的，情感上应该相当激动，因为这是他继父祖之后，又重新踏上了这块土地。
他也许会这么想：这片沃土曾孕育出取代的，若能够牢牢掌握这片沃土，也许自己或子孙有朝一日，亦能够取代周王室，成为诸夏共主。
这次东征是精心策画的谋略，唯有远离权臣集团的挟持，才有可能厚植自身力量，未来才有机会翻转局势。
秦武公心里清楚，亲自东征是借口，也是迫不得以的孤注一掷。
欲知秦武公的孤注一掷如何，请待下回分晓。
附带一提，已经于故宫博物院开展，欢迎大家前往参观，前文所述秦武公铸造的秦公钟，这次亦有来台参展，快去跟它打声招呼吧！
参考资料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
卢连城、杨满仓，〈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发现秦公钟、秦公镈〉，《文物》1978年第11期，北京，页1-5。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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