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翻读《史记》，你不能不承认，就是这个秦始皇，在他“续六世之余烈，吞二周而亡诸侯”的奋斗过程之中，他还就确确实实曾经多次“礼贤下士”。
虚心接受臣下乃至于普通老百姓的批评，是“礼贤下士”的重要表现之一。
魏国人姚贾，出身“世监门子”，其父是看管城门的监门卒，在当时社会根本没有一点地位可言。
他的经历更是让人非议，乃至于 韩非后来称其为“梁之大盗，赵之逐臣”。
可是他竟然得到秦始皇的礼遇和赏识。
当他奉命出使四国之时，始皇竟然“资车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以其剑”。
这种待遇，有秦一代，并不多见。
出使三年，大有成绩，始皇一高兴，拜为上卿，封千户。
韩非却攻击他“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等于说他乱花公款，为自己谋取私利。
秦始皇一听，立即召见姚贾，责问说：“吾闻子以寡人之财交于诸侯，有诸？”姚贾回答说，自己交结诸侯确实用的是国家钱财，但是这并不表示自己在谋取私利，不忠于秦国。
如果不交结诸侯，就无法达到外交目的；如果不忠于秦国，四国诸侯也就不会听从自己的游说。
姚贾劝谏秦始皇不要听信谗言，贬斥忠臣。
他说，用人不必求全责备，不必苛求出身或名望。
周文王用姜太公、 齐桓公用 管仲、 秦穆公用百里奚、 晋文公用臼犯，他们所起用的这四个人，论个人经历都有不大光彩的一面，可是“明主用之，知其可与立功”。
因此，用人的原则，应该是“不取其污，不听其非，察其为己用”而已，“可以存社稷者虽有外诽者不听，虽有高世之名而无咫尺之功者不赏”。
实际上，姚贾这些意见，不仅在为自己开脱，而且等于在批评秦始皇没有掌握科学的用人之道。
出人意料的是，秦始皇竟欣然接受了姚贾的这些批评，仍然委以外交各诸侯国的重任。
这时候的秦始皇，“礼贤下士”多么真诚，胸怀又是多么宽广！而且，他的“礼贤下士”，也不仅是施之于 李斯和姚贾这两个人，像茅焦、顿弱这些敢于直言劝谏的，像尉缭、 王翦这些善于谋划霸业或者统兵打仗的人，说起秦始皇“礼贤下士”对待他们的故事，都很有内容，一个个耐人咀嚼。
可是秦始皇的这种“礼贤下士”的态度，到他统一天下以后就烟消云散了。
《史记秦始皇本纪》说他“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
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周青臣“进颂”曰“陛下神灵明圣”云云，等于是一段献忠心的颂歌。
幸而有淳于越敢于犯颜直谏，说“青臣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假如秦始皇这时候还能多少保持一点清醒的头脑，当然不难区分谁是谁非。
假如秦始皇这时候还能继续保持“礼贤下士”的心态，真心欢迎来自臣下的批评意见，那么，像淳于越这样的直言者当然就会继续为朝廷出谋划策，帮助秦始皇提高执政水平，而那些马屁精也许就会从此在朝廷无所立足。
可惜这时候的秦始皇，已经不再具有创业初期那种从善如流的心胸和眼光了。
你当面斥责周青臣拍马屁不是忠臣，不就等于批评皇帝自己喜欢别人拍马屁吗？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等到焚书坑儒之事发生，正式宣布“礼贤下士”从此结束，其实也就等于宣布，大秦王朝已经离垮台只有一步之遥了。
秦始皇的“礼贤下士”，说穿了，不过是为了求计，而绝不是为了求过。
创业阶段，为了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他的确做到“礼贤下士”，广泛招揽贤才来为自己服务；一旦事业成功，以为自己功盖天下，就再也听不得一点批评，更不知道“礼贤下士”为何物。
这是由他的功利主义态度决定的，只不过别人一时不容易看清楚。
他的臣下，曾经受过他“礼贤下士”之恩的尉缭，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
尉缭说“秦王为人”，“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
因此他想逃离秦国，没有成功。
他后来情况如何，史书缺少记载。
这大约是古往今来对秦始皇式的“礼贤下士”最准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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