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授田制度是在地广人稀的背景下实施的，由于当时人地矛盾并不突出，再加上国家对小农经济的扶持，新立户者一般可以获得百亩左右的土地，即便存在不足，也不会相差太远。
这个制度一直维持到吕后时代，还能够正常发挥作用。
但是，随着社会的长期安逸，这些土地逐渐变成了私有制，到了“文景之治”时代，这种私有制变成了土地兼并，乡里兼并势力非常活跃。
如果说授田制下的土地买卖还受到某种限制外，则这种限制在景帝之后就失去了效用。
兼并使得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小农的土地日益集中在这部分人手中，导致小农不断陷入破产的境地。
随着武帝以降，授田制的废止，再加上豪强势力对小农的兼并导致其破产流亡和大量奴婢化，国家在乡里的控制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而百姓一旦沦身为奴裨则意味着国家对其人身的、经济的控制权的丧失。
国家无力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兼并对国家在乡里人身、经济控制带来的冲击。
所以面对小农破产，西汉中期后的君臣在对流民“招流”的同时，呼声最高的便是“限奴”，与之相伴的则是企图从一定程度上解决小农破产之源的“限田”。
由此掀起西汉中后期国家与豪强间围绕土地和奴牌问题的经济和人身控制权争夺。
而能与国家争夺土地和奴婢的豪强的崛起，正是西汉基层治理崩坏的结果。
豪强抬头架空乡贤控制基层
秦和西汉前期，国家在乡三老、里父老等具有基层乡贤的选用中具有主导地位，当时国家对乡里强宗大家的抑制和垂直型乡里行政体系的存在，当时的乡里权力结构体现出极强的王权一元支配色彩。
三老、父老体系充其量是国家在乡里一元支配的组成部分而已，至于孝悌和力田之属更是如此。
对基层的控制实际是相当严密的。
这个时期，国家对可能同自己争夺基层控制权的乡里大宗豪强保持高度谨慎的态度，对其的预防大于依赖，对其武断乡曲及不法现象只要王权需要完全掌握纵横打击的主动权。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汉初“黄老之治”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了。
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大一统的儒家思想便起而代之。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采用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新儒学，实则外儒内法，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指导思想。
自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之后，新儒学成了汉帝国的正统思想，为了加大推行力度，鼓励基层士人攻读儒家经典，汉政权把学习《六经》和出任国家官吏结为一体。
这无疑加速了儒学的普及。
至平帝时全国自中央、郡(国)、县、乡至基层的里，建立起完整的教育体系。
里部的学校“序”是幼童学习的专门场所，自此以后，所有里部幼童必须接受儒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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