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伟大的先行者，他的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以其博爱、慈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思想深深地感动了世人。
１、国家之本，在于人民。
２、讲到国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权。
３、政治良否，视人与法。
４、顺天意，应潮流，合人情。
５、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重心。
６、感化人最要紧的就是诚。
７、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当有能力为千万人服务时，就要为千万人服务，当有能力为千百人服务时，就为千百人服务，只有能力为一二人服务，就尽力为一二人服务。
８、治国经邦，人才为急。
９、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
１０、吾志所向，一往无前；百折不挠，愈挫愈奋
１１、不断地奋斗，就是走上成功之路。
１２、凡百事业，收效愈速，利益愈小；收效愈迟，利益愈大
１３、立志是读书人最要紧的一件事。
１４、努力向学，尉为国用。
１５、事功者一时之荣，志节者万世之业。
１６、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伟大的先行者，他的思想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老一辈革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孙中山对毛泽东的影响
在毛泽东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高度地评价了孙中山先生的一生。
他说：孙中山是 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强调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
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他在政治方面给我们留下许多有益的东西。
毛泽东认为，辛亥革命没有解决土地问题，没有发动农民运动，这是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批评了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 约法决定论 ，认为建立和巩固资产阶级共和国，必须采取暴利的革命形式，镇压反革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还指出，帝国主义是扼杀中国革命的罪魁祸首。
辛亥革命之所以没有成功，就是 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
毛泽东通过对辛亥革命的反思和总结，从历史中吸取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如他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
经过他的提炼和升华，成了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理论和思想。
孙中山给毛泽东的影响，不仅仅在思想方面，而且还在人格方面。
毛泽东指出： 孙中山是一个谦虚的人。
我听过他的多次演讲，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
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方面，知道他是很谦虚的。
他全心全意地为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二、孙中山对周恩来的影响
辛亥革命爆发时，周恩来在他的历史教员高戈吾的影响下，热烈地同情革命，他剪去了辫子，表示同清政府决裂。
在１９２３年至１９２４年周恩来写的《革命救国论》中充分肯定了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又针对它的弱点，提出了恳切希望其 注意今后在国民运动可靠的革命势力之发展团结和引导，千万再不要误认新旧军阀的四派势力之调和可以得到那骗人的和平统一！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在广东支持和协助孙中山，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斗争。
表现在：他支持孙中山平定商团叛乱；协助孙中山办好黄埔军校；争取孙中山同意，创建新型军队；支持孙中山北上等。
在此期间，周恩来和孙中山有过直接的交往与合作，这一段给周恩来一生以极大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 期间，周恩来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在１９６８年８月３０日《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中，提出的第一人便是宋庆龄，他对首都红卫兵讲了话：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泽东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
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
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着孙中山的像是毛泽东决定的。
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
周恩来坚决阻止了红卫兵到宋庆龄家里贴大字报的行为。
三、孙中山对朱德的影响
朱德在云南亲自参加辛亥革命。
他在《辛亥革命杂咏》一诗中追忆了这段革命经历。
诗中道：
同盟领袖是中山，清帝推翻民有权。
起义武昌全国应，扫清封建几千年。
云南起义是重阳，下定决心接武昌。
经过多时诸运动，次成一夜如开常
朱德自辛亥革命以来，亲自经历封建军阀割地称雄、搜刮民财、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势危殆的现实，自己投身革命、振兴国家的志向，在军阀统治之下又难以实现其志。
困惑之际，１９２２年，朱德到上海后，遂即转赴北京，与好友孙炳文见面。
他俩商定再返回上海去拜见孙中山和陈独秀。
会见他们崇拜的领袖孙中山时，朱德首先对孙中山的人格和他的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表示钦佩，但对他的革命策略和方法，则有些不同看法。
孙中山建议朱德重回滇军，组织驻广西的滇军起来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并且答应可以先付给他十万元作为民编部队的经费，朱德婉言谢绝了。
朱德对孙中山说到，他对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采取这个军阀或那个军阀搞同盟的策略，已经失去了信心。
他说，实行这种策略的结果，总是革命派，军阀势力增强。
朱德承认自己在这种重复的错误中，已经耗去了宝贵的八年。
他还告诉孙中山，他决定到外国留学去寻找救国的真理。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１日，朱德作了《纪念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一文。
文中写道： 孙中山先生在四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充分地表现了坚决和勇敢的革命精神。
他不怕困难和失败，他在遭受失败后，又整顿好革命队伍，重新走上战常孙中山先生能够随着历史的变化不断地进步，由早期的主张推翻皇帝、建立民国而进到晚年的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由倡导民主革命而进到主张实现世界大同。
在孙中山的一生中，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是在前进的。
四、孙中山对刘少奇的影响
刘少奇在一份简历中说他 受辛亥革命的影响，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主义革命者 。
辛亥革命爆发时刘少奇已经１３岁。
他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炭子冲，距离长沙和县城都不到１００华里，革命信息比较灵通；邻居周瑞仙是留学日本的同盟会员，刘少奇常去周家阅读各种新书；他的六哥参加过辛亥革命，对他的学习和革命要求一贯支持。
孙中山、黄兴等民主革命的先驱成了刘少奇十分崇拜的人物。
这时，他改名为 卫黄 ，立志保卫炎黄子孙，表示了他的 民族主义 思想。
１９１６年冬，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黄兴和护国讨袁的爱国将领蔡鄂相继病逝。
噩耗传来，刘少奇悲痛得失声痛哭。
湖南省各界隆重追悼黄兴、蔡鄂，刘少奇参加大会并多次到灵堂吊唁，还记诵了三○○多首挽联，表现了他对近代爱国先驱们仰慕和怀念。
他决心效法黄兴、蔡鄂，立志弃文从军，毅然中止在中学还不到一年的学业，于１９５１年５月１日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
１９５１年冬，刘少奇去南方修养时，特意到南京瞻仰了中山陵并献了花圈，到上海又参观了中山故居。
宋庆龄邀请了刘少奇和夫人到她在上海的家里作客，并亲自煮咖啡招待，感谢刘少奇去中山陵。
他们谈起了孙中山先生。
刘少奇说：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是我们的老师。
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
宋庆龄说： 我一直相信，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山先生的主张才能实现。
刘少奇和宋庆龄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和合作共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刘少奇对坚决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宋庆龄十分敬佩。
给予宋庆龄很高的评价。
早在五十年代，他曾说： 宋副主席是位伟大的妇女，她坚持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畏强压，坚持革命，同全家都断绝了关系。
他称赞宋庆龄 在历次关键时刻，一向支持我们的党，同人民在一起。
她的贡献甚至超过了我们党的一些负责同志。
综上所述，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生历程中，孙中山给他们以极大的影响。
这影响是他的积极思想促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成为民主主义革命者；而他的教训、失误、局限性又促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在其思想的发展中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樊笼，找到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找到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在人们眼中他是个梦想家
在论述孙博士的尝试中，人们沿着一个需要谨慎行事的领域 中国人民对于他们的民族英雄的充满激情的忠诚 前行。
一个局外人来议论品评如此一位尊贵的人物，中国的读者可能认为，这是一种僭越放肆之举。
何况，对于斯时、斯人的研究还有待继续进行呢。
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孙中山的照片十分频繁地出现。
孙中山青年时代的照片显示了他瘦弱的骨骼和洁净的衣着，似乎是自炫于人的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八字胡须，他的黑发精致地向左边分开，涂着发油，向后卷起一个轻微的波浪。
他的脸部肤色多少有些黧黑，但正是他的 赏心悦目的容貌 和 矮小的身材 打动了一位记者。
当孙中山１８９６年从驻伦敦的中国公使馆获得戏剧性的释放的时候，这位记者正巧在常摄影师在孙中山４０过半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所拍的照片中，孙博士的形象是：坦率的面容，友善的笑意，目光炯炯。
在集体摄影中，他经常坐在前排的中心位置，挺身直立，有时穿军装，比他的大多数中国同事们略矮一些。
随着年事渐长，孙中山开始发胖，稍后的照片显示，他的后脑部分脱落的头发下有着一张慈祥和蔼但又饱经忧患的脸庞。
很多人都曾尝试要描述他的个性禀赋。
在顾维钧博士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他于１９０９年在哥伦比亚学院见到了孙博士。
虽说６０年一晃就过去了，但他仍然能够把这次会晤的情景生动地回忆起来：
我立刻为他的诚挚谦和、和蔼可亲而深受感动。
他是自古迄今迥异于其他领袖的人物 当他和你交谈的时候，你立刻就会意识到，你和他是处于平等地位的。
他平等待人，一如他是你们中间的一员。
他滔滔不绝地说话，也会发问： 对于我的计划，您有些什么想法 等等。
但是，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并不表示任何姿态。
他从不摆架子，装腔作势。
我揣想，这就是他团结吸引其他同志的伟大品格之一。
孙中山在香港时期的老师、１８９６年在伦敦援救过他的人、尔后又是他挚友的詹姆士康德黎博士，把孙中山看作是 一个真正高尚的人物 。
在２５年友谊的基础上，他作出了如下的描述：
和字面真实意义相符的博爱，这就是孙中山突出的品格。
口是心非，为非作歹，对于孙中山的品格来说，确实是冰炭不容的 他的成功的秘密在于无私：他只是为了祖国的富强而不断追求探索，并非为了一己的飞黄腾达 当祖国的利益将有所保障的时候，他准备和渴求引退
孙中山的秘书李禄超回忆他时说：
公开场合，他总是一个口才敏捷、能言善辩的演说家。
他有着鼓励听众的才具，而且能够一口气不停顿地讲上几个小时 他的演词是益人心智，启人灵感，振奋人心的 孙博士是个梦想家。
他梦想乌托邦，梦想建立一个健全的、秩序井然的政府，一个对人民施行仁政的政府。
由于他有着这样崇高的理想而又极难变为现实的梦，所以他被广东人取了一个 孙大炮 的绰号，即空想的和不现实的人。
他曾多次被宣告失败，可又常在另一场合胜利
有关孙博士的政治活动的记载给予人们的印象是，他是这样一种人：他本人的想象力和他改造中国的雄心，大大地超越了他所生活的社会和他所能集中起来的力量的具体现实。
在他的主观愿望和屡次挫败他的客观形势之间的矛盾，产生了有关一个人的个性构造问题，而这种个性构造，驱使着孙中山去追求一种难于实现的目标。
人们对实质和形式的大相径庭感受极深，而这种实质表明了孙中山许多行动的特征。
举例来说，１９２１年，他自称为中国的非常大总统并且控驭了西南六省 其实，这纯粹是一个心造的幻影。
他断言，他的政府在法律上和事实上来说都是中国的政府。
就这样，他去寻求国际上的承认，但是没有取得任何成效。
他任命了数以百计的官员，而这些官员中的绝大多数从未到职视事。
他发行了自然无法兑现的债券。
当他还是一个亡命的革命者的时候，他就向外国列强奉献条约，而且，有好几次，他派遣全副装备的军队出征，这些军队只好远离乡井，但他们对国家的大事又毫无实效。
这种情况似乎是，孙中山坚信，他的主张和实际是一致的。
也许另有一种解释，作为一个流亡的革命者，为了策划推翻清王朝，孙博士在国外度过了１６个年头。
然后，突然地，在毫无政府工作经验的情况下，他被安排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在这个高位上，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即使在政务上没有实际建树，而适当的形式肯定是重要的。
在大约三个月之后，孙中山辞卸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避政界而趋实业，立刻转回头去进行谋划和设计。
在他生命的最后８年中，他有过三次较短暂的时期力争控驭广州，要么就是自封的大元帅（他从未受过军事训练），或者就是自称的大总统。
在没有实际行政经验体会的情况下，孙中山常常进入政界的巅峰。
但是，这样一种解释，只会引发出另外一个问题：孙中山是否经常为一种想成为领袖人物的不可抗拒的心理冲动所驱使呢？
有些时候，他的行动似乎是不可理解的。
但是，我们的观点常常是局外人的观点，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孙中山的灵魂，以便琢磨鉴别他所接触理解的特殊环境。
在追求实现目的的过程中，孙博士做了一些似乎有欠谨慎的事情。
但，是不是这些事情都能以他自己及同时代人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呢？归根结底，孙中山毕竟是一个革命家。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曾经多次被宣告为失败者，可是，他又常在另一场合取得了胜利。
孙博士是一个过渡期的人物
成熟了的孙中山有可能被人们作为一个边际人物来加以描述。
他运用自如地十分谙熟三种类型的文化：中国的、日本的和英美的。
他从一个低贱寒微的农民家庭出身，进入到国际性的通商港口世界，实现了不同凡响的转变。
在他所生活的这个国际世界当中，和其他政治领袖人物相比，孙中山并没有什么别的优胜之处。
而且，他和他抛诸身后的所有事物保持着联系： 广东的农村，海外华侨，香港和澳门，地下秘密会党，英国和美国，基督教传教士，以及日本的浪人会社和政治上的反对派。
他的超群出众的思想观点，特别是民主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于西方的政治学说，但是，它们又明晰地打上了儒家伦理道德的烙樱
孙中山的改良主义，在其发展的所有阶段上，似乎都反映着当时激进的中国知识界中广为流行的观念，简单地说，他吸收和普及这些观念，胜过了实际的创新改革工作。
孙中山所主张的这些观念：可恶的清王朝必须推翻，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具有社会主义经济的现代化的民主共和国，国家的自然资源必须迅速地开发，它的财货必须公平合理地为全民享用。
所有这些，就是孙中山的主要资本。
虽然他通过观念的政治和宣传鼓动工作来扩大影响，但是，仍然一直地被包括军事的和财政的实际政治权力所挫败。
尽管如此，在他的事业的末期，他毕竟明确地表述了关于中国在政治上实现民主化的一个有系统的计划和管理方法的蓝图。
用历史术语来说，孙博士是一个过渡期的人物。
他反映了日薄西山的传统的封建帝国到工业化的、国家主义化的社会的伟大中国的转变。
在这个转变中，他起了政治上的作用，他帮助带来了一个民主共和国，并且阻止了君主政体的复辟。
在国际舞台上，他也有那么点 狡诈
在国际事务中，孙中山的所作所为似乎是狡诈的。
在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中，他都难以不带着对于外国列强的良好愿望（或者至少是宽宏大量的襟怀）而从事活动。
他反复地呼吁对于他所领导的政府的同情、财政资助和国际上的承认。
他经常关心他在国外的形象和影响。
在不同的时期，他可能宣称他和大不列颠、日本或合众国亲密无间；而在另一时期，他又和这些国家不共戴天，声讨谴责。
因为他被某些外国政府和个人所挫败甚至所侮辱，人们自然可以理解他在某些场合的激情爆发。
作为一个爱国者和世界主义者的中国人，他为外国对他的祖国的经济和政治控制而痛苦伤神。
他相信，外国投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而且，为了交换财政和军事方面的援助，他愿意加强外国控制的租界和特许权。
直到他的晚年，他甚至还寻求以美国为首的列强的干涉，借以实现祖国的统一。
他明白地翘首海外，寻找中国问题的解决。
孙博士耗掷了他的壮年韶华，尝试着按照他的特别的构想来改造他的国家的政治制度。
为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他还拟定了一些富于想象力的计划。
这些计划在他所处的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这些计划预示着帮助不发达国家的国际合作的未来设想。
对穷苦群众和受压迫者，他还表示了极富同情心的关切，虽然他为了改善这些人们的处境而提出来的设想，与其说是社会革命者的，还不如说主要是属于改良主义者的。
甚至在俄国顾问影响下的时候，当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内表现主动精神并明确其政治主张的时候，孙中山仍然保持着这种改良主义者的立常
是什么驱使着他矢志不渝
对于孙博士来说，有一件事是非常实际的：积累和控制金钱。
就他本人的计划而言，资金是头等重要的；而且，他尽力之所及，防止金钱落入敌人之手。
孙博士并非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他的政治目的积攒金钱。
他需要资金来支持他的代理人，给秘密会党头领以报酬，购买和私运军火，招募军队和收买军官，支持报纸杂志，支持议员以及类似的其他各种目的。
他吸引招徕馈赠、借款和投资的计划，可以说是足智多谋的。
虽说他的多数较大的集资计划都落空了，但他毕竟积累和掌握了数以百万计的金钱。
他很早就了解到，他必须控制资金，这种资金应该以他个人的名义、或者以他所领导的组织的名义积累起来。
他的财务出纳人员通常就是那些和他最亲近的人们。
很明显，他积攒了多少，就花销了多少，这样，他就经常很快地陷入拮据竭蹶、捉襟见肘的困境。
我从我对于孙博士生平的研究中所得到的最强烈的印象是：他是一个矢志不渝地投身于唯一事业 他的祖国的政治改良的人。
改良是他终其一生的抱负，是他采取不同手段用以达到的目的，其中有些极不现实，有些很不可靠。
不管他的巨大的受挫和迭次的失败，在其为事业而奋斗的全过程中，他只是偶尔动摇而已。
在既从其目的、也从其不同的方式中，他传播其确认为正确的意见。
诚然，他也曾似乎是这样的一个人：被坚定的信念所掌握，这种信念，只有他独自认为是正确无误的，也必须由他独自指引这个政治改革的航程到达指定的终点。
孙中山 以俄为师 建黄埔军校影响中国近代走向
黄埔建军，是孙中山先生在晚年作出的最重要的决策。
没有一支可靠的革命军，革命不会取得成功。
建军过程中，当时的苏联政府在人力物力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向中国派出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军政顾问。
革命军的崛起与发展，在中国的苏联顾问们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和作用。
以俄为师苏联顾问纷纷来华
经过了长期的、 艰难顿挫 的斗争历程，孙中山汲取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和中国革命的失败教训，决心 以俄为师 ，建立革命军，去挽救中国的危亡。
１９２１年８月，他亲自写信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热切表示要加强同苏俄的联系，学习苏俄革命的经验。
１９２１年１２月，苏俄代表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到达桂林北伐大本营，与孙中山进行会谈。
马林向孙中山建议，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除了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使之成为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农工民众的政党之外，还必须建立一支革命军队和一个培养军事干部的学校，发展革命武装。
１９２３年１月，苏俄政府派往中国的特使越飞到达上海，会见了孙中山。
他们经过数次商谈，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
孙中山请越飞带信给莫斯科领导人，信中强调 为了改造国民党，建立革命军队和为了进行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希望得到支援、支持和帮助，并希望对拟议中的各项事业给以财政援助。
苏俄政府复电，表示苏俄政府准备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主要形式是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政治顾问以及其他的顾问。
１９２３年８月，孙中山派出了由蒋介石率领的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 （苏联称之为 孙中山军事代表团 ）访问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
代表团在苏联逗留期间，除了考察党务、参观工厂和农村外，着重考察了苏联红军的组织、训练和装备，参观了军事院校，会见了苏联红军的各级指挥员并与之进行交谈，了解到 俄国军队组织之内容，每团部由党部派一政治委员常驻，参加主要任务，命令经其署名，方能生效。
党员之为将领及士兵者，皆组有团体，在其团部活动为主干，凡遇有困难勤务必由其党首负责躬先之。
他们还看到苏联军队内部 权责甚明 ， 团长专任军事指挥，政治及知识上业务，与精神讲话，则由党代表任之。
苏联红军的组织、制度和训练等方面的经验，也就成为后来创立黄埔军校，组建革命军队的原则和模本。
与此同时，苏联政府任命鲍罗廷为苏联驻国民党的代表，前往中国，具体负责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筹建军校。
１９２３年１０月，鲍罗廷到达广州后，被孙中山聘为国民党教练员。
１０月１５日，国民党党务讨论会通过议案， 设陆军讲武堂于广州训练海外本党回国之青年子弟，俾成军事人才。
拥护共和案。
１１月１９日，鲍罗廷出席了孙中山召开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深入讨论了 组织国民党志愿师和创建军官学校 诸问题。
不久，孙中山正式筹建军官学校，经国民党临时中执委审定，组织军官学校，命名为 国民军军官学校 ，由孙中山担任校长，指定廖仲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着手筹划开办和选定教职人员。
１９２４年１月，孙中山下令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筹委会委员长，并将原来的 国民军军官学校 改名为 陆军军官学校 ，确定以广州市郊黄埔岛上原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的旧址为校址。
国民党 一大 刚闭幕，总顾问鲍罗廷应孙中山之邀，派出了以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为组长的军事顾问小组参加军校的筹备工作。
孙中山在百忙中接见了军事顾问小组的全体成员，殷切希望苏联顾问把 在反对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并把他们赶出本国的斗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传授给我们的学生 革命军队未来的军官们 。
苏联顾问接受这一任务之后，便积极开展筹建工作。
在筹建过程中，蒋介石借故提出辞呈，并擅自发放遣散费，离开广州到上海，使筹建工作一度受到影响。
孙中山对蒋介石的辞呈明确批示 不准辞职 ；同时，又委派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建委员会委员长。
苏联顾问大力协助廖仲恺，从事筹建事宜，聘请教官，修葺校舍，招考学生，制定第一期学生教练计划，等等。
经过苏联顾问和廖仲恺等昼夜努力，筹建工作一切就绪。
１９２４年５月５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来自全国各地的第一期五百余名学生入学。
６月１６日，黄埔军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孙中山亲临军校，发表了长篇演讲。
在演讲中，他明确规定了军校的办学宗旨，即培养军事和政治人才，组成以军校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从而 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 ；他勉励学生牢固掌握革命的三民主义，实行 军事与政治并重 的方针，学习军事知识，注重理论修养，成为 将来革命军的骨干，都担负的救国救民的责任 。
黄埔办校建立新式革命军队
黄埔军校初创阶段，资金不足，武器奇缺，困难重重，步履维艰。
苏联政府及时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和援助，不仅提供了办学急需的军事装备和武器，而且资助了大批现金作为军校的开办经费。
当时驻防广东的粤、桂、滇等军阀，虽然表面上接受孙中山的领导，但事实上仍割据防区，把持财政，对筹办军校不但不予支持，反而多加阻挠。
就在这时，苏联政府及时派船送来了大批武器，仅第一批武器，就有８０００支有刺刀的俄式步枪。
每枪配有５００发子弹，还有１０支小手枪。
此后，苏联继续向广东革命政府提供大批急需的武器弹药。
１９２５年一次运到广东价值５６。
４万卢布的军火。
１９２６年又将各种军火分四批运来。
此外，苏联政府还资助了２００万卢布的现金给军校，帮助解决军校开办经费严重不足的困难。
苏联政府除了在经济上、物资上给军校提供了大量援助之外，还为军校派来了顾问团，担任军校新式教育的指导工作。
还在筹建军校时，总顾问鲍罗廷鉴于军校缺乏大批有政治觉悟和丰富经验的军事干部，受孙中山的嘱托，于１９２４年４月和加拉罕一起联名向莫斯科求援。
同年５月，由首席军事顾问巴甫洛夫率领的军事顾问团到达广东。
黄埔军校开学后，涉及各门学科的苏联顾问多人陆续到军校工作。
是年７月，首席军事顾问巴甫洛夫在东江视察时不幸溺水逝世后，由扬名中外的加伦（布留赫尔）接替首席顾问之职，并领导黄埔军校的苏联顾问小组工作。
派往军校的苏联顾问，都是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相当理论素养的指挥员，他们根据苏联红军的经验，帮助军校制定教学计划，修订各种教程，亲自参加教课并作示范，从各方面为办好军校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都是由苏联顾问负责指导，主要采取了当时苏联最新的军事理论和技术，进行讲授和训练。
军校的军事教学课程分为学科和术科两类，学科主要教军事理论，术科主要教军事技术。
由于当时军情紧迫，必须将原定三年一期的训练计划缩短为半年一期。
为此，苏联顾问会同军校有关人士进行研究，抓了两项工作：一是按六个月的训练要求，重新制定出军事教育计划，安排各项科目进度，并定出实施的详细办法；二是重新编写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交通通信五大教程。
对于学科，他们按照新编的讲义，采取示范教学法，深入浅出，使学员在课程内容多时间少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掌握要领。
至于术科，苏联顾问更是倾注了大量精力，几乎每个新科目，都由他们亲自示范和反复教练，指导学员们学会为止。
此外，军校顾问还同学员一起实地考察，选择构筑工事的合理位置，培养他们的实际指挥能力。
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在苏联顾问的指导和参与下，借鉴苏联红军的建设经验，制定了切实的教育内容和多样化的教育方法。
教育内容着重基本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对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都允许在校内公开传布。
军校的政治教育大纲规定的政治课多达２６门，其中包括社会主义、三民主义、帝国主义、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苏联研究等方面的课程。
如：《社会主义原理》、《中国农民运动》，《中国职工运动》、《军队政治工作》、《三民主义浅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
军校的苏联顾问除了参与制定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之外，还经常给学员作讲演。
总顾问鲍罗廷多次来校，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苏联红军的生活及政治工作。
加伦将军对军校的政治教育工作也很重视，强调要注意对学员进行政治教育以及军校在整个广东省政治形势中所起的作用。
为了在黄埔军校内设立政治委员制度，加伦和其他苏联顾问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交涉，这项提案终于获得国民党中执委的通过。
这样，黄埔军校便仿效苏联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破天荒地在中国军队中设置了党代表制度。
这一制度的确立，对于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防止军队成为个人独断专行的工具起了组织上的保证。
军校在设立党代表制度的同时，还配置了政治部。
在黄埔军校设立党代表与政治部制度，标志着一支新式革命军队建立的开始。
（来源：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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