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老伯伯们一生没有女人，没有家的感觉，在晚年有人一起生活，他们明知道女人的目的是什么，但依然很珍惜晚年的情愫 。
1990年代中期，我在台湾一家电视公司任职制作人，一天接到新任务，替甫从 监察院院长 退下的陈履安，量身定做一小时的社会关怀系列节目，一周一次外景与棚内互搭，题材由我挑选好与陈履安沟通。
当时他已茹素礼佛多年，并捐献出了家产，陈履安说自己愿意多了解台湾基层的声音，于是 社会议题 、 老兵话题 、 弱势群体 的题材也就成为节目关注的重点。
那回我安排了到 退辅会 的武陵农场探望老兵。
在正式拍摄之前，需要与农场场主沟通，并去老兵家里探访。
在我先期来到农场选择主持人的定位时，恰巧见到许多中年女子在穿梭，于是就顺口问农场场主： 这是 收尸队 吗？
有争议的 爱情
上世纪90年代，台湾报纸的社会新闻中出现了一批被称作 收尸队 的女性群体。
关于这一群体的报道多是负面，她们刻意游走在单身垂暮、孤单无依的老兵中间。
这些老兵是1949年随蒋介石来到台湾的，他们离开故乡时，万万没有想到一去不复返，人生最后是终老南方的岛屿。
1950年代，为了抑制眷属人数的增加，减轻政府的财政困境，在 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 的口号中，当局规定所有军官士兵在未达28岁以前不准结婚，因此大陆撤台的军人普遍晚婚。
令人欷的是，很多撤台军人只能靠微薄的退休俸禄生活，没有能力娶妻，一生戎马却没有体验到爱情与家庭的喜悦。
一些中年女子看到老兵暮年生活孤单寂寞，就从做干女儿开始，或者说是 小伴 ，用自己身体换取老兵晚年情爱，最后为老兵送终，待老兵走后，再在他们的朋友圈中，寻找下一个目标，这些女人因此被称为 收尸队 。
农场主听到我用了 收尸队 这个词，就很正式地说： 张小姐，我知道大家对这些女人有很多意见，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些 荣民 伯伯背井离乡，青春都给了国家、战场，没有家庭的温暖，好不容易在他们晚年，有女人愿意用身体换取他们最后的体温，愿意在他们最后几年照顾他们，成为家人，即使大家心知肚明目的是什么，但这些女人也让老伯伯有了爱情；不是很好吗？
从农场主那里我了解到，他们会一起搭车出去看电影，到小镇上逛街、买衣服。
老伯伯们买几件衣服给她们，就让彼此间有了 爱情 的感觉。
我那时还年轻，30多岁，觉得自己充满了正义，要挑战一切不公、不义，加上长期以来以女性主义信徒自居，对女人用身体换取金钱不以为然。
有关 收尸队 新闻看多了，更是不齿，觉得这些 干女儿 干妹妹 都动机不纯，加上她们多半是有组织地向独居老兵下手，几年后替其中之一送终，再把目标转向老张的同乡老王，老王死了、再找老陈 社会福利机构发现这种现象，曾一度请社工留意这些老人的交友情况，怕他们财去人亡，或是早早就被骗光财产。
所以，台湾社会对于 收尸队 向来有不同观点。
我在拍摄专题报道时，看到有女人主动贴近、抚慰迟暮之年的老兵，替他们烹煮三餐，带他们看医生、挂号、拿药，既是看护，也是情人与家人。
回到电视台，我细细品味场主的话语，重新面对自己的女性主义信条，渐渐地觉得自己很自私，年轻时对男女之间的爱与恨，总是二元分法，褪色的爱情，背叛的爱情，就是爱情的污点，顺手就 扔 了。
在我早年的观念里，用身体换取金钱更是非道德行为，觉得这是在亵渎神圣的情爱。
有位女性长辈曾提醒我，难道老人就不需要肌肤之亲吗？他们也要情爱呀！
当局为了照顾1949年后到台湾的军人，特别成立了 退辅会 ，平日工作就是为他们服务，并在台湾各地建农场与相关企业，以便安顿他们的生活。
这些农场早期以种果树及经济作物为主，后来多转为休闲农常农场中还有许多矮墙小屋，都是老 荣民 的家。
那天我们上山拍外景，陈履安住在农场的蒋介石行馆，早晨阳光正美，他心情很好，约我陪他四处走走。
陈履安当时谈兴极佳，告诉我许多他的少年时光，过了一会，山上走下来几个裹着厚外套的 荣民 ，他们看见陈履安后都聚集过来，其中一位 荣民 伯伯更是突然激动地跪下，我呆呆地还来不及反应，陈履安一把扶起老伯伯说： 别这样，别这样，生活好吗？
老伯伯哽咽地回答说： 都这么多年了。
都这么多年了 ，这句话重重地落在我心头，看着他们佝偻的背，满头零乱的白发，我突然想起在他们那拥挤杂乱堆放着纸箱、破报纸的小房间里，那些女人蹲在地上，用瓦斯炉烧菜，边上有锅吃了很久的炖肉，几把早上采的青菜。
后来，在剪辑室里，我再三看着这些女人的脸，她们多不年轻，没有曼妙的身材，走在街上，她们只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大婶，在政府所谓口口声声照顾老 荣民 的教条中，真正陪伴着他们寂寥身心的，不就是这群女人吗？甚至在拍摄当天，为了配合我们，这些女人还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花洋装。
最后的 女人香
1960年代，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希望逐渐渺茫，军人开始有了落地生根的想法，但他们大多收入极少、生活漂泊不定，加上语言不通、生活习性或族群等因素，愿意嫁给军人的本省籍家庭并不多，还有部分外省籍男性在过了适婚年龄后，向本省穷困家庭买 童养媳 来照顾自己。
两岸开放探亲之后，不少迈入迟暮之年的老兵，跨海迎娶足够当自己女儿或孙女的大陆配偶，或东南亚籍配偶，相伴度过晚年。
我的小学同学阿玉，在前些年也加入了 收尸队 行列，她有过短暂婚姻，单身后在男人间 流浪 ，迈入中年，仍一直单身且没有子女，中坜老旧村里仍有不少 荣民 老伯伯，她的一个姐妹替她介绍了一位退伍上校，平日她陪他上医院挂号、拿药，到银行排队办事、邮局寄信，或是到市场买菜，晚上一起看电视。
阿玉对我没有保留，她告诉我自己的生活， 有时候看这些老人推着轮椅、带着尿袋、打麻将，吃吃家乡菜，赢了给我几百元吃红 。
她的 同行 姐妹们多半是来自台湾各角落的中年女子，单身离异，没有正式工作，有些是保险公司保险员，有些是看护，有些就四处打零工。
每个女人都有目的，只是看谁比较有良心而已 ，阿玉说有些女人，就一心一意地服侍一位终老，有些就是习惯性地脚踏三条船。
老男人谈起爱情也像年轻人。
阿玉说， 其实老伯伯们一生没有女人，没有家的感觉，在晚年有人一起生活，他们明知道女人的目的是什么，但依然很珍惜晚年的情愫。
为此，阿玉总觉得自己是骗子。
有些女人还会主动给老伯伯们买伟哥，明知道老人家多有心脏并糖尿病，食物要清淡，但却常常给他们吃大鱼大肉，不发病才怪。
对这个群体的知根知底，也促使阿玉主动断绝了和上校伯伯的联系，悄悄地搬了家。
阿玉听人说起过，上校伯伯还到她的住处去找她，但她再也不出来见他了。
在我访问过的女子中，有些人甚至已经有了好几间店面出租，当了包租婆。
她们都不用工作，也不用跑保险了！ 有的 荣民 老伯伯一生单身没有后人，临终把所有财产送给最后的 女人香 ，也心甘情愿， 她愿意照顾我，我很感激呀 ， 过了那么久一个人的生活，有人陪着吃香喷喷的热菜、热饭，才有家的感觉 ， 有女人一起过，生病也有人照顾！
负面的现实
社会新闻中有关 收尸队 的新闻，向来是负面大于正面，随手拈来都是 收尸队 的负面新闻。
在探访中也从别人口中听到过有位老伯伯洗澡，女伴去唱卡拉OK，回家时老伯伯却冻死在浴缸里的惨剧。
意玲曾在 退辅会 担任课长，每年总有几回轮班住在办公室，我问为什么还有公职人员得住办公室？不是每个部门都有保安或是紧急联络人吗？她说这些年老 荣民 逐次凋零，孤苦者常常因为生并没人照顾，在台湾没有亲人，送医院常常得要亲人签字手术，还有许多老人选择自杀，她们得随时留守办公室处理意外 多是半夜赶赴医院，替老 荣民 处理住院、开刀事宜，甚至是送终。
台湾《中国时报》2010年10月22日就曾有过这样一则报道：
现年85岁的老士官长王士龙，近10年来，陆续迎娶了三任大陆妻子，结果一生的积蓄全被骗光，就连最后的养老住宅，也被第三任大陆妻子徐连英贱价变卖，得款2200万元逃回大陆。
因为前两位大陆妻子都是跟他要钱，要不到钱就吵架，所以每段婚姻都只维持两三年。
王士龙对第三位来自大陆的妻子是有防备之心的。
他把房屋及土地所有权状藏了起来，不时地偷偷去看两眼还在不在。
他没想到，这位妻子复印制作了一份假证件。
在妻子用真房屋及土地所有权状去办各种手续的那段时间，他看到的 原封不动 的证件只是个复印品。
妻子有天说，来台三四年了，想让王士龙陪她回河南老家一趟，在河南期间，妻子说有事先回台湾，等他再回台时，走进公寓楼，门卫告诉他房子新主人已经入祝
对于 收尸队 中发生此类事件，社会的评论当然是负面的。
凋敝 红包场
对于老 荣民 晚年生活的考察，从 收尸队 开始以后，我又关心了 红包场 。
1970年代起，台北市西门町汉口街、西宁南路一带，出现了一些专唱老歌的歌厅，上台演唱的歌手多是名不见经传的歌女，她们穿着艳丽华美却不合时尚的礼服，在台上高歌《南屏晚钟》或《东山飘雨西山晴》等数十年前流行在大陆的歌曲，茶资从50元到现在的300元，可以坐一天，观众都是老人家，其中大部分是老 荣民 ，结伴一起来听歌，就成了最奢侈的享受。
西门町的一家肯德基门店附近，甚至还成了老 荣民 与女歌手私会或者性交易的地方。
在报上看到一位女教授写的散文，说她披着一头长发从这里走过，被一位老伯伯误认为是自己要捧的歌星。
正好我认识这位教授，在电话里向她求证了此事。
这里的歌手没有固定收入，靠红包抽成，还得付给歌厅固定的费用，所以红包多少、就决定了她们的薪水。
我曾经想办法到里面考察过，开始去的时候没有经验，只身独往，根本没有歌手理我。
女人不是她们的赚钱对象，所以她们不理睬女人。
她们对想了解她们生存状况的陌生女人，更是心存戒备。
知道了内情，后来再去，我就拉上一些男士同往。
为了更为接近 红包场 ，第一回我请出了姜思章老师，他是1988年 老兵回乡运动 的发起人。
姜伯伯愿意陪我，他一到 红包场 ，就被团团围注递名片，要他点自己的歌，跟他要红包。
陪我同去的男士总要包很多红包，掏出很多钱来，于是，我也准备了红包给歌手们。
这样也可以和她们熟络一些。
另一回我拉上了一位多年的老友，出身美国长春藤名校的博士，年过六十，风度翩翩。
这样的男子出现在 红包场 ，简直就成了白马王子， 大哥 大哥 地叫个不停，身上也搭上了女人的手。
唱完了歌，给过红包，一同聊天的时候，我就随着大家的谈话问这些女子，从哪里来，大陆家里的情况怎样，结婚了没有，如果她是在台湾结的婚，家里都有什么人。
有一回拉上的是做老兵口述史的谭端，一位年轻的帅哥，从未见过 红包场 的场面，一群歌手围着他，谭端紧张得把自己的背包紧紧地抱在胸前。
她们殷勤地坐在男人身边时，我就成了男人带来的亲戚。
拉上男人去 红包场 聊天的次数多了，就能问出来一些事情，她们多是来自大陆，有的歌手已经50多岁。
很多歌手是通过婚介公司来到台湾，嫁到台湾的大陆配偶到 红包场 来赚些生活费；有些歌手也是老兵妻子，下班了褪去脂粉，苍茫月色中坐上公共汽车，回家照顾老伴。
有的是假结婚 还要自己掏钱给假结婚的男人，以获得保障她合法在台的身份。
台湾户政方面也查过假结婚的事件，提问时会加上男方的生活爱好，以及涉及隐私的问题，以辨明婚姻的真假。
在西门町过去可以有多家歌厅让大家选择，如今老 荣民 伯伯们也大多年迈，有些老得连走上台前送红包给歌星的力气都没有，只好在台上挥手，让服务员替他们转送红包。
有些听着歌就开始打呼噜了。
这些老兵一生坎坷，如今，早已步入人生的黄昏，他们要的只是一份体温。
卑微得只要有人关爱就行，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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