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统治者吸取隋亡教训，认识到 天下万事，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 ， 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衍过 ，所以谏官制度在承袭隋朝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机构设置更齐全，谏官种类增多，权责更明确
谏官的主要职责是 尽规献纳，纠正违阙 。
隋朝的言谏机构为门下省，隋文帝在建立三省制度时，明确了其负责 献纳谏正 。
又有散骑常侍、谏议大夫、给事等官员，掌 出使劳问 ，兼有皇帝顾问的性质。
隋炀帝即位后废除散骑常侍、谏议大夫等，又在门下省设立给事郎， 省读奏案 ，这样门下省能独立处理政务，完全摆脱了皇帝侍从、顾问机关的性质。
这有一定的进步。
但隋炀帝废除言官，阻塞了下情上达，也反映了他不重视言谏。
唐初，以谏为职的官员集中在中书、门下两省，主要有散骑常侍、谏议大夫、给事中、补阙、拾遗等。
散骑常侍隋朝既已设立，但其职权有限，为 常侍奉规谏，备顾问应对。
在唐代中书、门下两省品位却最高。
谏议大夫隋初时置， 侍从赞相，规谏讽喻 ，是唐朝最重要的谏官。
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改给事郎为给事中， 掌侍左右，分判省事 ，具体掌管审议封驳诏敕奏章，有异议可直接批改驳还。
补阙、拾遗在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正式创设。
其职责用钱穆先生的话说， 补阙 是指皇帝有了什么过失要替他弥补， 拾遗 是指皇帝遗忘了什么需要提醒他。
由上可知，隋朝曾设立散骑常侍、谏议大夫等，但有职无权，隋炀帝时甚至被废除。
而在唐初，谏官机构设置齐全，且有相应实权。
此外，还新设官职，品位虽小，但责任重大。
职责各有侧重，配合紧密。
二、进谏内容广泛，监督力度有所加强
从进谏内容看，唐初和隋朝一样，其谏官谏诤的范围都比较广泛。
但相比于隋朝，唐初的谏官们监督的力度有所加强。
在统治政策方面，隋朝谏官言谏的主要是繁重的赋税徭役。
隋纳言苏威提出改革赋徭制度的建议得以采纳，确立了更轻的赋役征收数额。
而唐初谏官则侧重百姓的休养生息，除谏言减轻赋役外，还包括其他方面。
唐贞观三年，唐太宗下诏关中免除二年租税，关东免除一年徭役，且诏令已交租税的不免。
正任给事中的魏征，指出这一政策 于财利小益，于德大损 ，会失信于民， 犹必不可 。
唐太宗收回诏令。
在用人标准方面，开皇初年隋文帝按照军功授以官职，谏官谏言提出异议，文帝十分赞同于是撤销任命。
唐初延续隋朝用人标准，但皇帝有时也会迷糊。
一旦在选任官吏上任人唯亲，就会受到谏官的谏止。
这样的事例在唐史中很多。
在礼教道德方面，隋初，前朝公卿大臣死后，他们的遗妾侍婢常被子孙嫁卖取财，李谔认为该陋习需加以约束。
既而 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 的规定得以确立，到隋炀帝时成为法律。
唐高宗打算在宣政殿会见百官和命妇，李利贞认为不合礼教，于是上疏谏言。
唐初和隋朝的谏官们谏言范围之广不再多述。
隋文帝后期拒谏，隋炀帝昏暴独裁，甚至废除言官。
而唐初尤其是唐太宗时期虚心纳谏，因而谏官们更乐于言谏，言谏力度也更强。
所以谏言内容的广度和力度与统治者的重视程度有很大关系。
三、进谏途径拓宽，谏诤方式更直接、有效
从规范层面上说，隋朝时谏官看到不合时宜的都可向皇帝提出建议或劝告。
隋朝谏官行使职权的形式主要是两种：其一是廷争，是指在朝堂上当面向皇帝直言得失;另一是上封事，是指用书面章奏向皇帝指陈为政得失。
唐初，谏官谏诤的形式承袭隋朝，但因统治者较为重视，所以在进谏途径上有所发展，保证了谏官职权的行使，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主要有：
谏官随宰相入阁议事 散朝后，皇帝与宰相讨论时旁人不得参加，但谏官们却是例外。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诏令： 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
此举便于及时指出得失、献上计策。
谏官知匦事 武则天于垂拱二年（686年）设置铜匦， 铸铜匦四，涂以方色，列于朝堂 ， 丹匦曰 招谏 ，在南，论时政得失者投之 。
谏官担任上书言事的匦使，这一途径使其向君主进谏提供了方便。
谏官掌起居注 唐贞观二年（628年）置起居郎，议政事时 一人执笔记录于前 。
谏官客观地记录朝中政事，对皇帝和后世都能起到谏诤的作用。
唐太宗的著名论述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便是有力的证明。
给事中封驳涂还 给事中主要负责封驳事项。
所谓 封 ，即封还皇帝失宜的诏敕， 驳 则是驳回臣子有误的奏章。
给事中不仅可以封还诏敕，还可以直接在其上写批语，称作 涂还 。
这种方式能直接约束皇上，起到言谏的作用。
以上可知唐初进谏途径较多，且方便直接。
唐初以后的谏官还拥有一些特权，如至德元年（756年） 谏议大夫论事，自今以后不需令宰相先知。
乾元二年（760年） 两省谏官，十日一上封事，直论得失。
这都较好地保证了谏官履行职责，发挥其积极作用。
唐初较之隋朝，谏官制度有所发展和革新，与统治者的重视密切相关。
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孤傲拒谏，国家会走向衰亡;虚心纳谏，国家将会兴旺繁盛。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2
[2]赵贵龙：《中国历代监察制度》，法律出版社，2010
[3]侯力：《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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