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郑孝胥是以诗人自诩的。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他到京师拜谒朝中前清王朝贵胄，他的名刺就写着。
这一方面可以看出他恃才傲物自命不凡的诗人性格，也反映他对自己诗才的自重自负和自赏。
郑孝胥诗学古趋向，在于谢灵运、孟郊、柳宗元、王安石、陈与义、姜夔、元好问诸家，它的特点是意度简穆，韵味淡远，造语生峭，往往清言见骨。
陈衍论道光以来诗，区分为、两派，把郑孝胥列在清末前一派之首。
他晚岁有《海藏楼诗》行世。
诗集末附名流诗话，间有：之评语。
郑孝胥（一八六○—一九三八），字苏戡，号太夷，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
父郑守廉，咸丰三年（一八五二年）进士，官至吏部考功司主事，因久任京官，亲朋中颇多当时的达官贵人。
郑孝胥从小饱受传统教育，很有文才，一八七九年秋，郑孝胥的未来岳父福建船政大臣吴赞成，为了试探他的才学，命他当场作〈言志赋〉一篇，郑孝胥操笔构思，数千言一挥而就，才思敏捷，在场者无不称奇。
一八八二年，郑孝胥中福建乡试第一名，同榜中举的还有陈衍和林纾等人。
一八八五年，他前往天津，投靠直隶总督李鸿章，跟着李鸿章一起办理洋务工作。
李鸿章与吴赞成有姻亲关系，所以对郑孝胥颇为关照。
当时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教习，后来郑孝胥曾经受严复之托，监督其长子严璩读书。
一八八九年，郑孝胥考取内阁中书，就留在北京任职。
这一年他三十岁，他有诗道：虽然有清一代，已经是西风残照，但不掩郑孝胥的壮志豪情，在政治上他有着一展身手的强烈愿望。
一八九一年，因李鸿章之子、驻日公使李经方奏请清政府，将郑孝胥调往日本任职。
郑孝胥抵日之后，先任公使馆秘书，翌年出任驻东京领事。
一八九三年，再转任神户兼大阪领事。
驻日期间，时值日本明治维新之后，郑孝胥对变法富强发生浓厚的兴趣，与日本政界和文人学者多所往还。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郑孝胥随着驻日公使汪凤藻闭馆返国。
同年十二月，进入湖广总督兼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幕府工作。
因为郑孝胥曾任外交工作，而被任命为洋务文案，不久又任洋务局提调，成为张之洞的重要幕僚。
在此期间，又结识了黄遵宪、赵凤昌、梁鼎芬、谭嗣同、汪康年、林旭、杨锐、陈三立、钱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
一八九八年，郑孝胥得到张之洞的保荐，返回北京，以道员职位候补，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
此时，正是康有为等维新派展开变法之时，郑孝胥虽然不是变法的主力，但其思想主张与康有为、谭嗣同、林旭等激烈的变法者十分接近，因此受到光绪皇帝接见，在干清宫陈述练兵之策，深得光绪帝嘉许。
一八九八年九月，戊戌变法失败，郑孝胥南下，前往武汉重新归入张之洞幕府，被派任芦汉铁路南段总办。
张之洞对郑孝胥的才干颇为倚重，再派其委办湖北全省营务处。
一九○○年，中国北方山东、直隶等地爆发义和团事件，郑孝胥辅佐张之洞弹压当地的会党，并联络两江总督刘坤一，订立《东南互保章程》。
一九○二年，郑孝胥任随员，辅佐张之洞与英商订立通商章程。
在张之洞幕府八年期间，他被称为张之洞的，他参与策划了张之洞的几乎所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活动。
一九○三年，岑春煊任两广总督，奏请调郑孝胥到省，担任洋务处督办、营务处总办。
同年七月，岑以，再请借调湖北武建军，由郑孝胥统帅督办广西边防，驻兵龙州。
因镇压少数民族反抗斗争有功，深受岑春煊赏识。
郑孝胥在龙州三年，因为调度军饷与财用，而自立银号，并用这些钱在地方上兴办教育，创学社，开学堂，并送地方青年出洋或到上海游学。
后因在广西问题上，与岑春煊发生分歧，岑主严剿，郑主安抚，两人相持不下，郑孝胥遂报病力辞都办。
解职后的郑孝胥，在上海筑为居所，尝取苏东坡的诗意，颜所居，世称，常与遗老辈相唱和。
在上海的郑孝胥，参与各种新兴事业，如路矿、金融、工商、新闻、出版、教育等，得到很高的声望。
而他的书法与诗词，更是当时人最为称誉的。
郑孝胥时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学部聘请为头等咨议官，预备立宪公会推举他为会长。
一九○七年，两江总督端方以安徽按察使，岑春煊则以广东按察使职位，邀请郑孝胥前往任职，都被他所拒。
同年，中国公学获得两江总督方面的津贴，郑孝胥从校长改称监督。
一九○八年春，郑孝胥辞去监督职务，由夏敬观继任。
郑孝胥是当时支持立宪的积极人士，除了担任预备立宪公会会长外，也曾于一九○八年六月，电请北京中央召开国会。
一九一○年郑孝胥应东三省总督锡良与奉天巡抚程德全的邀请，出任锦瑷铁路督办，与承包商签订《锦瑷铁路借款包工合同》，并亲自前往葫芦岛勘查地形，筹画开发港口的事宜。
一九一一年，清政府派郑孝胥为湖南布政使。
他才刚到达长沙接任后的隔日，就接到湖广总督瑞澂的电报，返回京城，以备内阁咨询。
郑孝胥抵达北京后，四川爆发激烈的保路抗争，曾与盛宣怀密谋对策。
清政府派端方前往四川平息骚乱，端方邀郑孝胥同行，但他并未前往。
辛亥革命爆发时，正在北京议政的郑孝胥疾驰回任，却因长沙易帜而阻隔于上海，武昌起义推翻了清朝，也改变了郑孝胥的命运，它把原本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郑孝胥，变成一个 。
郑孝胥对它的仇视可想而知，在武昌起义后的第十七天，他在日记上写下长长的一段话，在他看来清王朝存在的地方，但是这一切都可以通过有限的手段来解决，尚不需要式的天翻地覆的革命运动。
因此郑孝胥对当时政治多有批评，对号称民主共和的民国采敌视的态度。
他的诗文始终用宣统甲子，不以民国年号纪年，他的书法，知名中外，有来信买字者，里头有字样的，全都置之不理。
他自称：他对已逊位的溥仪则仍视其为皇上。
之后的十多年间，郑孝胥居于上海，韬光养晦，更曾一度闭门谢客，似乎是想隔离于世局之外。
事实上，他无时不在注视时局动向，终日奔走，多方联络，广通声气，寻找时机，以图东山再起，复辟帝制。
他与日本朝野政治人物多有交结，也常派遣长子郑垂往来南北，观察各地情势。
郑孝胥本人则与许多清朝组织，每周集会一次，主要是研究所儒家经典。
另还有与壬午（一八八二年）乡试同年诸人，组，几个月聚会一次，饮酒作乐，抒发过去的经历。
一九一七年，郑孝胥得到溥仪的匾额，他在其日记中写道：由此可见郑孝胥对民国的看法与对清朝的忠心。
一九一七年五月间，清时任陕甘总督的升允前来上海，与郑孝胥等人商讨拥立溥仪复辟之事。
七月，徐州军阀张勋在北京发动兵变，拥立溥仪复辟，并召郑孝胥前往北京候用。
但复辟在短短十二天内就在各方声讨下草草结束，郑孝胥还在上海尚未动身。
他后来写诗，颇为自负地认为，如果当时有他在场，应该是回天有术，大有恢复封建舍我其谁的气派。
在海藏楼过了十二年相对平静的生活之后，一九二三年，郑孝胥在胡嗣瑗等人的鼓动下，离开上海，前往北京拜见溥仪。
郑孝胥能够入宫叩见溥仪，是仗着溥仪的两个师傅，一是英人庄士敦（Reginal Fleming Johnston），他认为郑孝胥的道德文章是第一流的，而办事才干和魄力，也是第一流的，是他在中国人中最佩服的一个。
其次是陈宝琛太傅，他也称许郑孝胥的风格，说他屡次不肯做民国官，不肯拿民国钱，一直忠于皇室。
这时溥仪正在选拔英才，图谋再度复辟的时候，自然乐于接见，并且两人谈话极为投机，于是溥仪认为郑孝胥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便派他出任小朝廷的，不久升任总理内务大臣。
郑孝胥感激之余，还写了两首诗。
郑孝胥眼见溥仪小朝廷在缺人管理之下，衰败不堪，在任内务大臣后，打算革新皇室规章，清理资产，裁减员额，甚至打算让溥仪出洋留学。
无奈朝中积弊甚深，皇亲贵戚，又百般抵制，不肯合作，郑孝胥只得辞去总理内务大臣的职务，仍任。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派将领鹿钟麟率军进入紫禁城，以兵围总统府、囚曹锟于延庆楼，命黄郛出主摄政内阁。
将溥仪赶出宫廷，并将宫内所藏千百年来的鼎彝图书、珠玉宝器，以及九洲百国上贡的希世奇珍，洗劫一空（以后这些宝物多半落入外国人之手，这真是中国文物的一大浩劫）。
离开紫禁城的溥仪，移居到其父载沣的醇王府（北府），在同月二十九日，郑孝胥、陈宝琚庄士敦带着溥仪逃往北京的日本大使馆，寻求庇护。
郑孝胥日记详载经过说：
从此郑孝胥把他和溥仪的政治生命完全交给了日本人来操纵，成为一个唯日本人马首是瞻的可耻政客。
后来溥仪又移往天津的张园居祝其间的过程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在《外交六十年》书中有一手的报导：溥仪是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住入天津日本租界的 园，这段期间内，忠心耿耿的郑孝胥，一直追随着溥仪，为溥仪出谋献策，也获得了溥仪的信任，用溥仪自己的话说，。
一九二八年九月，郑孝胥经与溥仪商议，并取得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的同意，作为溥仪的代表，经日本浪人太田外世雄联络安排，偕其长子郑垂访问日本。
太田替他向日本军部引进，又介绍他和黑龙会首脑见面。
郑孝胥在日本因为是溥仪的代表，因而甚受欢迎，如曾任天津总领事的有田八郎和吉田茂，以及曾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的南次郎和高田丰树，还有日本显赫的人物如：近卫文麿、宇垣一成、米内光政、平沼骐一郎和铃木贯太郎等，都有联络。
这次访问，不但加深了与日本侵华势力的勾结，也为日后投靠日本铺平了道路。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略满洲的脚步，当时已有日本策动吉林、奉天独立、迎溥仪为帝的传闻。
日方也开始与溥仪接触，利用溥仪为满蒙新国傀儡之建议，出自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故劫取溥仪，置诸关东军之掌握，亦为土肥原最得意的杰作。
土肥原去天津静园（案：溥仪于一九二九年七月九日搬到天津静园）夜见溥仪，据溥仪的回忆：
此后日方急于要把侵占东北作为既成事实，免得国际干预和舆论攻击，他们几经考虑，认为劫取溥仪非采取一个有效而激烈的办法不可。
于是在天津以及静园做了一连串恐怖事件，使溥仪无法安居。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溥仪瞒着陈宝琛等遗老，只带着郑孝胥郑垂父子离开天津。
偷渡白河，于是出大沽，达营口，住进了对翠阁温泉旅馆时，行动便受了日军的限制，事事都要听坂垣大佐的摆布。
一星期后又搬到旅顺，住的是大和旅馆，行动限制比住对翠阁时尤为严密。
这时溥仪更感到惶恐不安，他知道他的命运完全操在日本人手中。
他在回忆录中说：。
陈宝琛老臣谋国，前赴旅顺，纯为进谏，并非攀龙。
日后溥仪便听了陈宝琛的谏言开了十二个条件给坂垣，每条都是著重在。
不久溥仪便和坂垣会谈，其谈话摘要如下：坂垣说：他不等中岛翻译完又拿出满蒙人民宣言书以及五色的满洲国国旗，放到我面前的沙发桌上我气得肺部都要炸了，我的手颤抖着把那堆东西推了一下，问道：听到从坂垣的嘴里响出两字，我觉得全身的血都涌到脸上来了。
这还是第一次听到日本人这么称呼我呢？或者的称呼，原来就被他们取消了！这如何能够容忍呢？我激动得几乎都坐不住了，大声道：我们争来争去总谈不到一起，最后坂垣收拾起他的皮包，表示不想再谈了。
他的声音没变，可是脸色更青更白，笑容没有了，一度回到他的口头上的宣统帝的称呼又变成了阁下，他冷冷的说完，便告辞走了。
第二天，坂垣叫郑孝胥、罗振玉向溥仪传话：后经郑垂的反覆之下，溥仪最后决定接受日本方面的方案，并将改为。
《郑孝胥日记》中说：其后郑孝胥父子与坂垣议定四点：（一）关东军保证在一年以后满洲国改为帝制。
（二）溥仪外称执政，但在宫中仍用皇帝体制。
（三）日本在短期内承认满洲国。
（四）第一任国务总理为郑孝胥。
而据陈曾寿的女婿周君适的《伪满宫廷杂忆》书中说，其实，早在开会以前，郑孝胥已和关东军订下密约，把东北的权利整个出卖了。
郑孝胥这笔卖国交易，赢得了的席位。
直至溥仪就任执政以后，他才把密约拿出来给溥仪签字追认。
坂垣把这商议结果带回沈阳，呈经关东军审阅后都甚感满意，立即通知积极筹备，并决定三月六日举行满洲国开国典礼。
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满洲国建国宣言，并决定公推溥仪为执政。
三月八日下午溥仪一行抵长春，三月九日在永衡宫官银号举行执政就任典礼，并升满洲国旗，国号大同。
郑孝胥代溥仪宣读了。
日本侵略者一手炮制的宣告成立。
同一天，颁布各部、各省省长的任命。
傀儡政权的头目们在关东军的卵翼下，粉墨登常
傀儡执政，袍笏登场，郑孝胥除自为国务总理兼教育部长外，又命他的长子郑垂做了国务院总务厅厅长，次子郑禹做了秘书官。
难怪大家都不服气，于是把伪满的人事，变成了你争我夺的局面。
原定日本人只做各部院的顾问，后来郑孝胥为了难于驾驭财政总长兼吉林省长的熙洽而大伤脑筋。
于是他听了儿子郑垂的话将日方派在国务院的顾问驹井德三升任为总务厅长，用的手段来压制熙洽。
那知驹井得寸进尺，认为厅长系司长级，无法制裁熙洽，乃要挟郑氏父子用国务院的命令，把他升任为国务院总务长官，由于这一转变，各部的日籍顾问，都变为各部总务司长，由司长立刻变为次长，此后各院部行政大权，完全操在日人掌握，因此伪满的人民可说只知有日本人，而不知有中国人；国务院内也只知有驹井而不知有总理了，其人狂傲骄横，而且自恃地位特殊，实权在握，根本不把郑孝胥和傀儡们放在眼里。
所以溥仪后来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检察官问：溥仪答：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兼驻满洲国大使武藤信义，签署了《日满议定书》。
日本自可控制满洲国之国防与内政，并可径由国务院总务厅之日籍长官执行。
（郑孝胥只做一个盖章总理）满洲国的人事调动，须先经关东军的同意，即陆军部的总务课长亦须经关东军的保荐。
满洲国实际上成了日本的保护国。
日本为了使溥仪更加傀儡化；为了更便利于统治东北这块殖民地，遂于一九三四年（伪满大同二年）三月一日，便将满洲国改称，自然执政制也改为皇帝制了。
溥仪在身穿祭天之后，又着服在关东军首脑和伪政权群丑及一些遗老们的簇拥下称帝。
原罗振玉、宝熙、胡嗣瑗、郑孝胥所拟十余个年号都未被采纳，而由溥仪自定为。
郑孝胥的也改称了。
满洲帝国完全的在日本掌控下，就算郑孝胥身为国务总理大臣，根本毫无作为可言。
才任职半年，就向溥仪递出辞呈。
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任国务总理大臣的无奈与无所事事：。
又称：郑孝胥的态度，也让日人觉得不那么好摆布，于是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以财政部大臣熙洽不发给经费为手段，迫郑孝胥自动辞职，由张景惠接任。
尽管郑孝胥还自以为，但日本军国主义者还是无情地抛弃了他。
辞职之后的郑孝胥，颇想归老北京，但日本人屡不放行。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郑孝胥病逝于新京（长春），传言是被毒杀，年七十九岁，葬于沈阳。
他的长子郑垂、次子郑禹，同任总理秘书官，一九三五年郑垂突然暴毙身亡。
而郑禹在一九四二年任奉天（沈阳）市长。
伪满垮台，郑禹去向不明。
直到三十多年后的一九七七年才证实，郑禹在日军大崩溃前夕，搭乘保证不受攻击的远洋客货轮号，企图逃命，不料为美国海军误击而沉没海底。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东北，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之初，为了欺骗国际视听，以建设满洲相标榜。
学者李文卿认为，其实它是承继明治维新以后的近代儒教思想而来，可视为日本的满洲版，目的在于建构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一体论。
它明白表示满洲国的皇帝必须从属于天皇?皇道体制，将王道主义置于天皇制?国体之下来施行。
因此满洲国彻底成为日本帝国建构的一环，以的身份完遂大东亚战争，帮助达成大东亚共荣圈的建造。
而郑孝胥在担任伪满洲国总理期间，不断写文章、作演讲、作，开口，闭口，逢人必讲，开会必说，而且把他的《王道要义》作为自己的广为印发，对来访者赠送。
学者李侃认为，当时由于郑孝胥的说教符合日本帝国主义的意图，因此，不但容忍而且鼓励他对大肆赞颂。
但是随着日本对伪满洲国控制和统治的日益强化，军国主义的野心和势力日益膨胀，郑孝胥的和说教，就与日本侵略势力的口味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了。
曾任伪满洲国总务次长的古海忠之就说：又说：而郑孝胥曾舌敝唇焦的宣扬，也成了历史的反讽了。
作为诗人，同时代人对郑孝胥的诗颇多赞誉。
陈衍在《石遗室诗话》赞之曰：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借用《水浒》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品评当时诗人成就高下，给郑孝胥的位置竟是第二号人物。
评价不可谓不高。
在海藏楼他的生活是优裕的，他又写得一手好书法，据说他鬻书的润资年入可达万金。
但他的思想深处并不仅以做一个文人为然，他有着即使，也要的勃勃野心。
一九二三年，他走出海藏楼，跟随溥仪去了。
之后他把自己的政治生命，交给日本人来操纵。
一九三一年四月，郑孝胥曾回到上海，回到海藏楼，他把海藏楼售出。
学者傅道彬认为，郑孝胥售出海藏楼，肯定不是经济的考虑。
郑的此次专程返回上海，显然是在与自己的精神领地告别，表现出他决计投身反动政治不再回头的决心。
对于郑孝胥的附敌行为，与他同为遗老的朱祖谋（强村）曾找人劝阻，但终告无效，令他相当痛心。
据龙沐勋（榆生）在〈强村晚岁词稿跋〉云：卢冀野也说：而相对于郑孝胥，卢冀野在〈谈黄天霸〉文中就说：而到之后，他却不再是易代之际依旧生活在过去时代的文化遗民，而是一个政治上堕落投靠日本人怀抱的反动政客和无耻文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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