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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纸贵”一词出自《晋书·文远·左思传》。
西晋太康时期著名作家左思的代表作《三都赋》曾在洛阳广受追捧，一时风靡一时，达官贵人争相抄录，导致洛阳纸价上涨(贵户争相书写，洛阳纸贵)。
现在作为一种隐喻，作品被广泛传播和高度尊重。
三都赋问世时，左思约三十岁。
这篇文章一经发表，便受到众多文人名士的赞赏，引发了洛阳纸贵的热潮，奠定了左思在西晋的地位。
他是西晋文人小团体“鲁公二十四友”(鲁公指贾宓，后为鲁公)的核心成员，曾担任过郎书记、驻平原使、祭祀酒、宁远将军等职。
后来，因为贾米陷害了太子，他被卷入了八王的混乱之中。
左思也失去了官职，退居宜春，专注于自己的作品。
后来，一位名叫张芳的将军在洛阳挟持惠今皇帝为人质，左思举家迁往冀州(今河北省)避灾，但仍未能逃脱，左思最终在冀州被杀。
左思在文献记载中是“美丽而宁静，但华丽于辞藻。
交朋友不好，过悠闲的生活不好。
”也就是说，他很丑，不善交际，木讷甚至孤僻，他唯一擅长的就是玩弄文字。
事实上，这样的人不适合官场，只适合做一个学者或者一个专门写书的老学究。
事实上，左思并没有太大的野心。
他在官场生活了许多年，但他没有表现出任何锋芒。
然而，即使左思如此低调，他仍然无法逃脱离开家乡的悲惨命运。
同样令人尴尬的是，曾经在洛阳出名的人无缘无故就变成了这样。
汉魏时期文人或公务员的生活是非常没有价值的。
不仅是左思，还有嵇康、刘震等人，虽然他们是因才被录用的，但如果犯了一点小错误，往往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丧命。
另一方面，在唐宋时期，即使他们像李白那样桀骜不驯，像苏轼那样倔强，也能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挽救自己的生命和儒生的人格。
这种反差不仅与汉魏时期时局的变化有关，而且与人才选拔任用制度也有很大关系。
古人的选举无非是“德才兼备”。
汉代没有科举制度，他们的人才选拔制度是“科举制度”，即所谓的“以孝为本”。
孝顺和诚实都是美德，不是才能。
也就是说，汉代的人才选拔是次要的。
然而，美德是一个很难考虑的因素。
因此，一个人能否被选中实际上取决于是否有一个人有资格并且愿意为你写一封“推荐信”。
因此，推荐人和被推荐人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这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官场网络。
当然，文采只是锦上添花，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官职。
魏晋时期的人才选拔制度是一种“九位一体”的制度，这种制度确实理所当然地要靠出身来决定命运，文学人才当然不重要。
因此，有些人很出名，但他们的生活却像蚂蚁一样廉价。
唐代科举制度确立后，文学人才的重要性大大增加。
这不是因为道德不再重要，而是因为人们发现文学更容易在相对公平和客观的情况下被评判和考虑。
尤其是到了宋代，有了足够的人才就等于有了一个“护身符”，“盛世不杀人才”，这就是为什么苏轼尽管事业坎坷，性格倔强高傲，却依然能够活得很好，继续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一代士林领袖。
明清时期，虽然科举制度趋于成熟，但统治者不再将文才与才混为一谈，对官员有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也拓展了人才选拔的途径。
然而，日益增长的意识形态控制使科举制度趋于僵化，使学生趋于功利。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唐宋时期成为自先秦以来中国古代文化中最辉煌、最富有成果的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虽有名士，但很可能像左思。
洛阳纸很贵，只是昙花一现，甚至在历史上都没有留下痕迹，所以不叫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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