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１９５７年９月，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认为１９５６年对经济工作中过急情况的纠正是“反冒进”。
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十四条（修正草案）》，这实际是农业“大跃进”的纲领。
会后，全国大部分盛自治区召开党的各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积极准备掀起工农业生产的高潮。
１１月１３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
１９５８年５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是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任务和指标。
在这之后制定的１９５８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第二本帐的主要指标过高，造成了经济工作中的急于求成和急躁冒进。
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各地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
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在工业上，错误地确定了全年钢产量１０７０万吨的指标，全国几千万人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并且“以钢为纲”，带动了其它行业的“大跃进”。
“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
从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开始，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问题。
中央多次提出调整经济指标，“压缩空气”，并着手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问题。
到１９６０年冬，随着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也被停止。
１９６２年１月召开的７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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