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革命的武装斗争如星火燎原，尤其是红军在湘、赣和鄂、豫、皖边区的发展，更使国民党反动派日夜不得安宁。
1930年12月， 纠集10万兵力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不仅被红军迅速粉碎，而且连前敌总指挥张辉瓒也被活捉。
铁的事实使蒋介石认识到，光靠军事实力是不能消灭共产党的，于是提出了所谓的指导原则，企图在抓紧军事进攻的同时，用的办法，维系其内部统治，破坏红色根据地内鱼水一般的军民关系。
由于 早年参加过共产党的一些活动，又曾两次去过苏联，蒋介石便认为他的这位高徒对共产党的政治工作最熟悉，于是急召他回国。
1931年2月， 回国后，先后担任了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治宣传处处长、训练总监部军事教育处处长、鄂豫皖边区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处长等职。
国民党部队分为嫡系与杂牌两大类，嫡系部队因经过运动，一大批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和所谓被出军队，杂牌部队原来就无政工人员。
针对这种情况， 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在原有高级政工干部中挑选130人，办起了(即军校特训班前身)，对这些人进行为期两周的短期特别训练，讲习及所谓。
蒋介石对这个训练班也特别感兴趣，先后5次亲自到该所训话。
这些学员，后来大多成为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反共政治训练的骨干。
当时，国民党部队不仅政工干部缺乏，政工体制也极为混乱，南京的中央委员会政治训练处，不能对全军各级政治机关实施有效控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况。
1933年2月，贺衷寒接替刘健群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处长后，采用办和的办法，抽调一批又一批军队中的原有政工干部和大专毕业生进行短期集训，然后分派到全国各地的军队中去，并规定各军、师都设政训处，团、营、连派指导员，所有中上级政工人员都由军事委员会直接委派，而这些人大多是军校出身的复兴社成员。
这样，贺衷寒就直接掌握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政治训练队伍，最多时达3400余人。
贺衷寒还与刘健群、袁守谦等人策划，采取派遣的形式，把政工人员安插到西北、东北和西康等地国民党杂牌军中去做反动宣传工作，以防止这些军队。
当时，国民党部队不仅政工干部缺乏，政工体制也极为混乱，南京的中央委员会政治训练处，不能对全军各级政治机关实施有效控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况。
1933年2月，贺衷寒接替刘健群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处长后，采用办和的办法，抽调一批又一批军队中的原有政工干部和大专毕业生进行短期集训，然后分派到全国各地的军队中去，并规定各军、师都设政训处，团、营、连派指导员，所有中上级政工人员都由军事委员会直接委派，而这些人大多是军校出身的复兴社成员。
这样，贺衷寒就直接掌握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政治训练队伍，最多时达3400余人。
贺衷寒还与刘健群、袁守谦等人策划，采取派遣的形式，把政工人员安插到西北、东北和西康等地国民党杂牌军中去做反动宣传工作，以防止这些军队。
贺衷寒先后主持召开过3次国民党部队的政治工作会议，提出了一整套反动政治理论，制订了一系列反动政工文件。
如：1933年5月在南昌召开的全军第一次政工会上，拟订了《政训令》，明确了所谓政治工作在军队的17条任务和职权;1934年3月在南昌召开的第二次全军政工会上，针对(围剿红军)与之双重任务，又制订了;1935年4月在汉口召开的第三次全军政工会议，专门研究了军队各级政工机构如何配合抓好的问题。
7月，由贺衷寒主持制订的《整军宣传方案》和《整理部队政训工作纲要》等文件正式出笼。
贺衷寒在贯彻实施蒋介石提出的用的办法红军方面，可谓呕心沥血，绞尽了脑汁，提出了许多反共、反人民的坏点子。
如在他主持军队政训工作以前，各种书刊和公私文件上对于围攻红军一事用词各不相同，有的用，有的用，贺衷寒上任后即提出要统一用二字。
他还着重从政治方面提出了许多红军的办法，更是受蒋介石赏识。
从1932年至1936年，贺衷寒还兼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军队党务处处长、南昌行营政训处处长、武汉行营政训处处长、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常委委员、军委会政训处秘书长、新闻检查局局长等职。
这样，贺衷寒就将国民党军队、乃至全党、全国的政训大权掌握到了自己的手中，成了名符其实的国民党法西斯政训系统的总头子。
贺衷寒在致力反共政治训练的同时，还积极参加直接为蒋介石所掌握和为其服务的法西斯特务组织－－的筹组工作，成为该组织中的核心人物，他与邓文仪、康泽、戴笠等人被称为的4大台柱，而贺衷寒名列第一。
1931年事变后，面对国内抗日救亡运动浪潮的冲击和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倾轧，坐在宝座上的蒋介石，深感自己的统治岌岌可危。
但他处心积虑、苦心焦思的，并不是怎样去抗日，而是想搞出、一个什么新的东西出来，加强他的国家机器，进一步巩固其独裁统治。
蒋介石有一个特点，就是在重大问题上不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而是惯于用骂人的方式，迫使部属去揣度他的心思，再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图。
这次也是这样。
这年的11月间，他接连几次在南京召集贺衷寒、康泽、桂永清、肖赞育、周复、膝杰、郑介民、戴笠、曾扩情等黄埔爱生开会，只是一个腔调，叹中杂骂、骂中杂叹地说：蒋介石的独角戏唱完，会也就没头没脑地散了。
贺衷寒脑瓜最，每次蒋介石完之后，就把约到他家里去商量，揣摸的真正意图。
第一次没有结果，第二次大家议出了一点头绪，认为。
当蒋介石第三次召集这些人去开会时，蒋介石一骂完，贺衷寒就立即站起来，泪流满面地说：「时局虽然很困难，只要我们能团结(即的意识)，还是有办法的。
」这时，蒋介石感到这些的学生还是有点用，有点门道，就一面骂，一面顺水推舟地往下逼，并露出了自己一点点真实意图。
他说：最后，蒋介石叮嘱这些的学生，就结束了这次会。
于是，贺衷寒又第三次把这些人邀集到自己家里，研究怎样组织起来，对组织名称、政治纲领、组织原则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但没有产生具体的东西。
以后，又连续开了几次会，还是没有结果。
这时，蒋介石迫于形势宣布下野，离开了宝座。
但是，秘密组织的筹建工作仍在进行。
在曾扩情举行的南京浣花菜馆晚餐上，根据胡宗南的提议，这些被蒋介石再三骂过的学生，推举贺衷寒、邓悌、膝杰、周复、康泽等5人负责筹备。
第二天又召开筹备会，决定由贺衷寒起草章程，由康泽起草纪律条例。
1932年2月蒋介石复职后，认为最重要的事就是赶快搞成那个组织。
贺衷寒向他汇报了筹备经过、并呈上由他起草的组织章程和康泽起草的纪律条例，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并决定这个秘密法西斯组织的名称为。
1932年3月初，由贺衷寒主持在南京励志社开复兴社成立大会。
按该社章程，蒋介石是社长，自然毋庸选举。
此外，选出贺衷寒、邓悌、腾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等9人为中央干事。
会后，蒋介石又指定贺衷寒、邓悌、膝杰3人为常务干事。
复兴社的第一任书记是膝杰，他是黄埔四期生，资历较浅，能力也比较弱，并且与贺衷寒的私交甚好，所以有事必先与贺衷寒商量。
1933年1月，贺衷寒接替膝杰担任书记，由于贺衷寒狂妄自大，常以黄埔领袖自居，遂引起蒋介石的讨嫌。
1934年8月，由邓悌担任第三任书记。
邓梯是留欧派首领，在黄埔学生中被认为是较有才能的一个，但此人过于自负，与所有黄埔学生中的其他上层人物都不亲近，因而实际上被孤立起来了。
1935年10月，贺衷寒联合留日派将他赶下台，由刘健群担任复兴社的书记长(以前三任都为)。
刘健群不是黄埔出身，原只是何应钦的秘书，因曾上书蒋介石，建议仿照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和希特勒的褐衫党组织，而受到蒋介石的赏识，被人称为蒋介石的，但贺衷寒并不把他放在眼里。
1936年8月，刘健群调北平工作，由郑介民代理书记长。
这样，至1936年之前，贺衷寒在复兴社中便始终以常务干事的身份负实际领导责任。
贺衷寒一贯以黄埔系和复兴社唯一的理论家和指导者自居。
他不仅到处发表演讲、撰写文章，利用他主办的《前途》月刊和《扫荡报》大肆进行法西斯反共宣传，而且还参与了组建中国文学会、成立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主持南昌的等活动。
他的著作虽不多，可长篇大论的讲演却很不少。
他对的阐发和注疏，也自命为第一人。
如他所写的《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一文，就为蒋介石所提倡的所谓，作了当时颇受某些人称道的注解。
贺衷寒写文章或演讲，不像邓文仪那样总是一大串语无伦次、乱七八槽的口号堆积，而总要咬文嚼字，力求说出个自以为深奥的道理来。
从1933年到1937年间，贺衷寒每年出版一册《一得集》，打着、`的招牌，宣扬的独裁理论和的反动政策。
由于贺衷寒极力拥蒋反共，因此越来越受到蒋介石的器重。
1935年11月，贺衷寒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次年1月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10月又晋升为陆军中将，并获四等云麾勋章。
贺衷寒凭着他的资历、能力、势力和蒋介石的器重，在复兴社中自居于第一把交椅，发言表态都始终处于权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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