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叫蒲绍，他是溥仪的同辈，我的祖父是清末在庄王琴的宰勋。
我最初的名字是“爱新觉罗于恩”，1945年后改名为庄羽恩。
当我8岁的时候，我和我的父亲去了沈阳，因为我的住处在下降。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后，我和父亲回到了北京。
1932年，溥仪成为伪满洲国皇帝后，他的父亲去长春探望他，并成为伪满洲国皇宫贴身仆人办公室的监护人。
后来，妈妈带我去长春和爸爸团聚。
因为生活的艰难，我辍学了，在伪国立高中只上了半年就回家了。
16岁时，他被介绍到伪满皇宫内院班学习。
这个国子监学生班是溥仪自己组织的。
他选择了一些皇室的孩子进行训练，这实际上是为自己将来的恢复做准备的力量。
溥仪不仅亲自邀请老师上内庭课，还亲自为学生设计了类似纳粹制服的学生服装。
当时，我们班有9名学生，他们不仅学习儒家经典如《论语》、《中庸》和《大学》，还学习数学、物理和化学。
有时溥仪也亲自教我们。
他演讲的重点是向我们灌输君主和大臣的礼貌。
后来，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覆灭，我们每天的主要任务不是学习，而是陪溥仪。
他陪他骑自行车，打网球，玩游戏，每天吃两次素食。
在陪溥仪的日子里，辛苦并不可怕，但最可怕的是溥仪打人，这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震撼记忆。
伪满后期，溥仪觉得前途渺茫，一切权力都在日本人手中。
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变得多疑和暴力，经常因为一件小事就找别人的茬。
但他很少自己动手，基本上是告诉我们要互相争斗。
拍打，拍打，有时打屁股，直到屁股肿起来。
溥仪通常不会因为任何重大事件而打人。
他还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承认自己“蛮横、傲慢、专横、喜怒无常”。
有一次，余山(爱新觉罗余山，生于1923年，14岁时被带到长春伪皇宫)忌讳诅咒溥仪，因为他说他的痔疮药像子弹一样，所以被打了一顿。
溥仪用来打人的木板都从包装箱里拿出来了，又薄又厚，表面很粗糙。
至于玩了多少次，没有确切的数字，这取决于溥仪的心情。
他什么时候能停下来？溥仪打了我们，在场的人不仅不敢求情，而且还高声怒骂欢呼。
如果你稍有犹豫，就会被认为别有用心。
溥仪会把他的愤怒转向这个人，他将被打得比第一个更惨。
因此，当打人时，每个人都不遗余力，不敢手软。
有一次，因为另一个人犯了一个错误，并坚持认为这与我有关，我敲了敲地面，遇到了她，直到她血流如注，她的头肿得像个球。
否则，她会被痛打一顿。
在这不确定的一天，我和溥仪在一起已经六年了。
1945年8月15日，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溥仪仓皇出逃。
我和我的家人也离开了伪满皇宫。
目前，我住的这座88岁的房子离伪满宫只有一条河，但我再也没有回去看过它，因为它给我留下了六年的恐惧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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