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雁河和雨巷所给的形象，前者是一条壮丽的河流——虽然大雁河是艾青的保姆的名字，但读者更愿意肯定有这样一条河流；后者是江南的雨，像吴侬的呢喃，飘荡在多情的弄堂里。
这两个不同的意象最初代表了艾青和戴望舒不同的创作风格。
因此，艾青被称为“红色诗人”(当然，艾青的桂冠不止于此)，戴望舒被称为“雨巷诗人”。
不同的风格并不影响艾青和戴望舒之间的欣赏、信任和默契。
这种欣赏、信任和默契让彼此情有独钟。
这种特殊喜好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都是浙江人，都是诗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沉浮经历，都有着相同的志向和理想，两个人的诗心越来越近是他们特殊喜好的基石。
艾青和戴望舒的早期作品都包裹着忧郁。
然而，他们俩都很忧郁。
艾青的忧郁是为苦难的中国而悲伤，而戴望舒的忧郁则被怀疑是对自己狭隘感情的怨恨。
1938年8月在上海监狱创作的艾青的代表作《大雁河——我的保姆》和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在武汉创作的《中国大地上的雪》，给人最深刻的感受是，扔掉画笔的艾青背负着忧国忧民的沉重心情，用燃烧的诗句对黑暗势力进行了控诉。
艾青
事实上，戴望舒和艾青一样，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也是一个永不放弃的战士。
抗日战争爆发后，戴望舒历经艰辛抵达香港。
除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外，他还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
他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大量歌颂抗日战争的诗歌，并在此期间翻译了西班牙抗战歌谣。
1941年，日军入侵香港，戴望舒被日本宪兵逮捕。
在狱中，他写了《我用残损的手掌》，这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艾青在狱中写的《大雁河——我的保姆》。
以“我用残掌”为节点，我们发现戴望舒不再是“雨巷”戴望舒，而是“吃大雁河牛奶长大的儿子”。
艾青欣喜地说，戴望舒这一时期的诗歌中出现了“人”、“自由”、“解放”等词。
毫无疑问，时代赋予了诗歌汹涌的波涛，而抗日战争使中国诗歌成为滚滚向前的洪流。
戴望舒
艾青和戴望舒这两位划时代的诗王，似乎聚得少，散得多。
艾青的第一部诗集《大雁河》出版后，他们相遇了。
似乎从那时起，他们注定要少聚多散，也注定要互相欣赏。
艾青《大雁河》的出版时间恰好是戴望舒、卞、、孙大禹、梁、冯至等人创办《新诗》月刊的当月。
戴望舒带着新出版的刊物来到艾青的住处，却被拒之门外。
他留下了名片，以一种不满的方式走了回来。
幸运的是，艾青看到名片后，通过地址回访了戴望舒。
两个人一拍即合，完全忘记了时间和其他人的存在。
从那以后，艾青开始把他的新作品交给戴望舒。
戴望舒还尽可能多地创作了几页来发表艾青的作品。
应该说，戴望舒对艾青情有独钟。
艾青对这次会议印象非常深刻。
艾青在世时，每当谈起戴望舒，他都不忘回忆当时的见面时间和地点，以及艾青诗集命名的“争论”。
不幸的是，美好时光没有持续多久。
认识不到一年的艾青和戴望舒挥手告别。
1937年7月，艾青匆匆离开上海，几经波折，终于在1938年底到达广西，而戴望舒经过几番波折，终于在香港登陆。
在这次“离别”中，你有没有和艾青、戴望舒说再见？艾青离开了上海。
戴望舒给艾青送行了吗？历史数据中没有记录。
艾青的妻子高庆·英说，艾青去世前从未提起过这件事。
虽然生活被打乱了，但艾青和戴望舒并没有忘记在稳定下来后尽快给对方写信。
艾青到达广西后不久，戴望舒的信也随之而来。
其中，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我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因为我想为你的副刊写一首诗，但是当日子一天天过去，它仍然是一张白纸，但是我把给你的信搁置了这么久。
所以我不得不暂时放下写诗的想法，决定在一周内给你翻译一两首西班牙抗日战争歌谣——我已经收到了西班牙语原著。
.....诗歌是和谐的，发自内心的；.....不是那些不带感情的电话。
自从抗日战争以来，我很少有满意的诗。
那些肤浅的、急躁的声音和话语可能是作者真诚地写的，但真诚的态度不一定能写出好诗。
这就是观察和感觉的深度问题，表达技巧的问题，以及个人修养和气质的问题。
……
我很想出版新诗，现在是筹备基金。
方法就是拥有它，也就是在星座的10号写一首新的诗，然后把钱捐出去。
问题是没有好诗。
我认为，金克木去桂林之后，好作家就没有消息了，凌俊去延安陆毅学院之后，就没有消息了。
卞听说他去打游击战了，但他不相信。
其余的人，有些人还在讲述个人的小悲伤和小快乐，所以他们很少确定，但是让他一个人呆着，试一试，拿出一个好的草稿，或者把它收起来。
如果你有一首诗，请寄给我...
从戴望舒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艾青和戴望舒已经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
加上他们心中的爱国热情和反日情绪，他们萌生了一起办杂志的愿望。
很难想象一个在广西，另一个在香港。
此外，那是一个战争时期，邮政线路很差，通讯不及时，在两个地方都办期刊是一种幻想。
然而，从最初构思到出版，艾青和戴望舒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可以看出两个人的心和思想是相似的。
艾青和戴望舒可以说是他们聚会的另一种形式，但这次聚会很快就以分手告终。
由于各种原因，《顶点》的第一期成了最后一期。
《顶点》的第二期没有再版。
直接原因是艾青于1939年9月离开桂林，前往湘南新宁开始新的旅程。
少聚多散似乎是艾青与戴望舒友谊的命运，但这不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暴行所带来的命运吗？这种命运不属于中国人民，而是日本侵略者强加的苦难。
1949年3月，戴望舒从香港回到北京，在那里他可以感到自豪。
艾青时任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第三系系主任，戴望舒被分配到第三系研究室工作。
两人喜出望外，这是巧合还是该组织故意安排的？这对两个“分散的诗人”来说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他们能继续领先。
然而，令艾青悲痛的是，不到一年，他们又分开了。
然而，这种分离却是一种永恒的告别——戴望舒在香港监狱里染上了一种慢性病，认为有治愈的希望，他可以把自己的全部才华贡献给新的祖国；出人意料的是，1950年2月28日，年仅45岁的戴望舒永远闭上了眼睛。
艾青和鲁、、茅盾、胡乔木、周扬等一起去了医院。
和遗体告别。
对于戴望舒的逝世，艾青说:“作为他最喜爱的诗歌和朋友，我常常为他的英年早逝感到惋惜，这是中国人民的损失。
”
艾青很害怕“人”这个词。
对戴望舒的评价只用了“人”这个词，显示了戴望舒在艾青眼中的高度。
1956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戴望舒诗逊。
艾青很少为人们写序言和评论，他为这本诗集的出版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序言。
这篇序言实际上是艾青对戴望舒的悼词。
在随后的二十年里，无论是在逆境中，还是在诗中驰骋，艾青的名字总是在他的口中出现，肯定了他在新诗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成就，并为他的早逝而惋惜。
艾青说:“戴望舒死得太早，否则，这个人才一定会在诗歌、翻译和研究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
”
1980年6月，艾青在“新时代”复出后的第二年，应邀到法国巴黎参加“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
谈到戴望舒，他说戴望舒是个真正的诗人，不会说谎。
有许多诗人说谎，也有少数人不说谎，这是有价值的。
戴望舒的名字不断荡漾在艾青看似平静的心里。
艾青与戴望舒的深厚友谊不会因为戴望舒的离去而消逝。
1982年清明节前夕，艾青年事已高，坚持要去戴望舒的墓。
那天，艾青像往常一样，凌晨3点起床，开始了一整天的写作。
高莹说:“艾青总是比太阳起得早。
”
然而，艾青那天似乎什么也没写。
邵燕祥、邹迪凡、吕坚、冯、、周良培等人的资料中均记载了一同下葬的人。
根据高莹的回忆，除了戴望舒的女儿，还有徐迟和蔡启娇，但她记不起是大女儿还是二女儿。
它是不是越聚越散，发酵着艾青和戴望舒之间的友谊，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醇厚？无论如何，历史记住了“大雁河”、“雨巷”和两个诗人之间的一个伟大故事。
(作者是诗人、作家，笔名七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月刊《华兴诗话》编委会副主任，著有多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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