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遗书有很多版本。
其中，陶菊音的《政治海轶事》和钱基博的《近百年湖南学风》有这样一段话:
“襄阳都督主张君贤救国论，并附袁以实现其抱负，实有困难。
与那些崇尚荣誉的人相比，它与日本人不一样。
我希望政府珍惜国家的人才，只求宽大处理。
”
陶菊音说:“政府冒了甘阳的风险，发布了通缉令，但这本书是隐藏的，没有发布。
”我怀疑，鉴于杨度的恶名，有些版本故意省略了这一节，以免玷污蔡锷的形象。
然而，这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人。
遗书里写的东西总是很重要的。
与蔡锷决一死战还不忘为杨度开脱，这表明友谊是深厚而不可磨灭的。
与他们当时的处境有关，一个被称为“再造共和国”的著名人物和一个被斥为“君主残余”的落水狗，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下，差距越大，友谊越耐人寻味。
他们都来自湖南，他们在日本学习期间相遇。
当时杨度的名声很高，连孙中山也久闻其名。
他去东京与他合作，并邀请他加入革命党。
张说“杨度留学出名”，这是事实。
杨度胸怀大志，长袖善舞，立志成为世界英雄。
他的住所经常举行婚礼，他被称为“留日学生俱乐部”和“湖南会馆”。
1905年9月，日本中国学生联合会第六任理事再次当选，杨度以740多票当选为秘书长(会长)。
应该指出的是，那一年在日本学习的中国人能够脱颖而出并成为领导者是一种极大的荣誉。
蔡锷是阳都“湖南会馆”的客人之一。
钱基博的《百年湖南学风》说，蔡锷“独树一帜，与时俱进”。
在假日，你必须有足够的食物”；他还指出，蔡锷虽然以梁启超为师，但“得到梁启超之心的人不多，受杨度影响的人更多。
”后一句值得商榷。
蔡锷在杨度时期，主张“军事民族主义”，这与他的“金铁论”(经济军国主义)相似，但不一定受其影响。
这是当时流行的思潮，军国主义的代言人俾斯麦是那一代中国人心中的偶像。
此外，杨度的“金铁论”始于1907年，当时蔡锷已经回国。
算上蔡锷，他更早就主张“军事民族主义”。
谁影响了谁？
蔡锷虽是梁启超的大学者，与杨度关系密切，但在清末十年间，他的政治立场并不支持梁启超和杨度所主张的君主立宪制，而是更接近革命党。
他是否加入联盟是两种理论之间的问题，但他倾向于革命，我认为这几乎是肯定的。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回应说:“革命清廷，驱逐汉奸，恢复我的河山，振兴我的汉朝”，这不是两全其美，而是理所当然。
1913年10月，蔡锷来到北京，与杨度重逢。
这时，他的政治观点又回到了梁启超的怀抱。
他批评孙中山和发动“第二次革命”的国民党，说“暴力派可以达到消灭它的目的，就是不同情地牺牲全国。
”对于袁世凯，他给予信任和支持，这不仅是基于与梁启超的态度保持一致，也是因为，正如他在遗书中所表明的，他所主张的军国主义需要一个英雄，“不是一个伟大而有前途的国王，不足以激励他前进”，而袁世凯这一代枭雄正是他所期望的。
此外，在人才和气质方面，袁世凯是接近蔡锷的，而不是那些革命者。
袁世凯招募蔡锷入京，但不乏谨慎和克制。
后来，他被委以重任，以办事员的身份进入陆海军元帅的办公室。
他看起来不起眼，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职位，远远超过参议和赵维将军的参与。
从那以后，就有传言说袁世凯甚至选择了蔡锷为参谋长兼陆军参谋长。
据说，袁世凯重用蔡锷是靠杨度和夏守田的推荐。
可以相互证明，袁世凯后来骂杨度是“蒋干”。
三国演义第四十五回，蒋干偷书，误中了周瑜的反计，曹操杀了蔡瑁、张赟两个水军将领。
在袁世凯看来，杨度建议重用蔡锷，但蔡锷反其道而行，向君主宣战，无异于向蒋干偷书。
袁世凯曾谈及蔡锷，虽是后知后觉，但也是一句知人论世的名言:“照顾他的离去意义深远，而此人的本事远在黄兴和人民党派之上，即宋未必能比得上鲛人。
”当代英雄袁世凯最崇拜或最畏惧的是宋，但他对孙中山、黄兴的评价并不高:“志向高远，见解卓越，但他不是实践者，而只是推动者。
”黄生性耿直，若有所为，必然畏首畏尾，目光短浅，容易为贼人所骗。
”把蔡锷放在宋之上，可以看作是对鲛人的高度评价。
王闿运也很欣赏蔡锷，他认为蔡锷思想深邃，锋芒不露，而杨度则是一个“书卷气”的人，胸怀大志，缺乏灵活性。
两者相辅相成，如果他们能够合作，他们将会有所成就。
杨度向袁世凯推荐蔡锷。
除了友谊之外，他从未想过要和老朋友携手共进。
然而，在蔡锷的心目中，正义大于个人友谊，国家大于个人。
最后，他与杨度分道扬镳，走自己的路。
自从将军拔剑南征后，他“为世界伸张正义，为人民争取人格尊严。
”
杨度捧着黄兴，有句话说:“友谊不如私人，平日政见不同，勇气把朋友推得远远的。
”正义也可以是私人友谊，私人友谊也可以是正义。
这是那一代人的常识和共识。
蔡锷在杨度临终前向他提出的请求，也可以看作是“友谊不如私人”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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