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雍正偏偏却没有这么做，酷爱游玩的他，登基后反而减少了出游次数，这是为什么呢？
雍正帝看到了康熙帝常常出巡造成的种种弊端，而这正是他自己“励精图治”要加以改变的。
担心自己出巡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包括出巡本身的大笔支出，是雍正帝不出巡的重要甚至是根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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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陟油茶是河南有名的传统风味食品，外包装上多有介绍油茶历史的文字。
笔者见到其中的一种是这样写的：清代雍正皇帝至武陟视察黄河险工，知县吴世碌以武陟油茶进奉。
雍正食之大喜，称赞“武陟油茶润如酥，山珍海味难媲美”，并传旨广开油茶馆，武陟油茶由此盛名远扬。
“出游”之由来
雍正帝还是皇子时，确曾随父康熙帝多次外出，包括南巡江浙，西巡五台，塞外巡狩，以及前往盛京（今沈阳）祭拜祖陵。
即位后，除了去清东陵（今河北遵化马兰峪）安葬、祭奠康熙帝外，他在位十三年间只在京城及周边活动，主要是紫禁城和圆明园，这与其父康熙帝、其子乾隆帝经常出巡，形成了鲜明对比。
终雍正帝一生，既没有到过河南，也没有到过曲阜。
但上述两则雍正“出游”的故事，却并非全是无稽之谈。
“吴世碌”史有其人，正确的写法是“吴世禄”，据雍正《河南通志》记载，他是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人，雍正元年（1723年）任武陟知县，二年调任嵩县知县。
武陟是黄河和沁水的交汇处，康熙末年河水数次泛滥，雍正元年再次黄河漫决，附近州县大面积遭灾。
雍正帝命副河道总督嵇曾筠专驻武陟，并在武陟建龙王庙，赐名嘉应观。
他还特别颁赐祭文，后刊于铜碑之上。
总之，雍正帝对于武陟的河工是极为重视的。
而雍正帝“游”曲阜的说法，也是事出有因。
雍正二年六月初九日，曲阜孔庙的大成殿因雷击而烧毁，这事对雍正帝震动很大，他在上谕中说：孔子道高德厚，为万世师表，所以维世教、立人极者，与天地同其悠久。
朕临御以来，思极尊崇之典，以申仰止之忱。
今阙里圣庙被灾，岂朕尊师重道之诚有未至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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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他亲前往京师的孔庙祭奠。
六月十三日，雍正帝令派遣工部官员前往与山东巡抚等筹议重建事宜，务期“规制复旧，庙貌重新”。
他同时承诺“告成之日，朕将亲诣行礼”。
雍正帝极关注曲阜孔庙大成殿的修复，由中央特拨款项。
雍正七年冬，有大臣上奏说，大成殿上梁的前两日，曲阜天现庆云。
雍正帝很为此高兴，觉得是自己的“诚敬微忱”感动了上帝及先师。
雍正八年十月，大成殿修复工程告竣。
但雍正帝并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只是命皇五子弘昼等前往曲阜参加落成告祭典礼。
食言有苦衷
雍正帝的即位不论合法与否，他统治之初，内部形势确实很严峻。
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
“皇考”就是他的父亲康熙帝。
但康熙帝生前一些出巡活动，包括进行木兰秋狝，也就是塞外狩猎，雍正帝并未能效而仿之。
雍正二年时，他派怡亲王允祥及皇四子弘历等前往围场，并十分关注他们的狩猎情况，而他不曾亲往。
《上谕内阁》记载，雍正四年十月，雍正帝对此有过解释，一方面承认不如父亲，另一方面说明原因在于防范的需要：
国家武备关系紧要，不可一日废弛。
朕之不往，乃朕不及皇考之处，朕自知之。
盖以朕之兄弟阿其那（指允禩）、塞思黑（指允禟）等密结匪党，僭蓄邪谋，遇事生波，中怀叵测，朕实有防范之心，不便远临边塞。
同样道理，他不可能于继位初期前往河南武陟视察河工，享受油茶，并诌上两句顺口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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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雍正八年十月，雍正帝的统治形势已十分稳固，且他曾承诺亲往曲阜，为何又食言了呢？这应与此一时期其身体状况大有关系。
从雍正七年冬天开始，雍正帝大病一场，八年九月，他甚至将秘密传位一事告诉了大臣张廷玉，算是交待后事了，这表明病情相当险恶。
让他一个月后就拖着病体去曲阜，的确不现实。
以上解释了雍正帝不可能去河南武陟以及未能亲往曲阜的原因，但这仍无法回答：雍正朝十三年间，他何以未能像康熙帝一样出巡，毕竟他也有统治安定且身体健康的时候。
雍正三年（1725年），盛京将军噶尔弼赴任时，雍正帝告诉他：来年将前往盛京（今沈阳）谒陵。
四年四月二十日噶尔弼上奏说，盛京风调雨顺，地方安谧，望皇帝幸陵。
雍正帝的朱批是：“候旨，未定。
”
这一时期，曾经权势显赫的年羹尧业已自裁，隆科多也遭到打压，离心离德的兄弟允禩、允禟将定大罪，雍正帝的统治日益安定。
然而他对于前往盛京还是犹豫未定。
结果，这次没去，而且一直未去。
不是雍正不想去，是真的没有时间。
当个皇帝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不仅要关心国家发展走势，还要和各个地区多互动。
皇帝就一人，恨不得学会分身术，以应付这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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