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贤字翰城，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与曾国藩同为京官，在朋友圈中是著名的“风水大师”。
王氏一进曾宅，就连说此地风水不好。
京官租房四大特点 注重体面讲究风水
京官租房的第一个特点是要求住宅表面的体面。
身为朝廷命官，住宅须配得上官制威仪，因此自然不能蜗居斗室。
所以京官们虽然穷困潦倒，却多租住大宅，至少要一套像样的四合院，讲求宽敞气派。
如果条件许可，带有花园的宅子最受欢迎。
稍晚于曾国藩的李慈铭在京官期间，租居位于保安寺街故闽浙总督旧邸，有屋二十余楹，有轩有圃，花木葱郁。
这是当时京官的常态。
京官租房的第二个特点是周转率高。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三年一度的会试，使外城的房屋租主保持着周期性的流动。
与此同时，随着仕途迁转，官员经常更换办公地点，收入水平也会随官位升迁而升高，因此对住房的要求也发生变化。
这在清代京官的诗句中屡有反映。
康熙年间的大学士陈廷敬曾说自己“五春三度移居日”。
乾隆年间的钱大昕则说：“客居燕台两寒暑，有似泽雉游樊笼。
虎坊菜市三易寓，去住踪迹风转蓬。
”嘉庆进士、后来官至体仁阁大学士的祁寯藻亦说：“自我官京师，十年四徙宅。
”这些诗句皆是写实，比如钱大昕于乾隆十七年六月入都，开始寓神仙胡同。
同年秋移居潘家河沿。
十九年，又移寓横街。
此后还在珠巢街、宣外大街等处住过。
这种情形正如他在诗中所形容的那样：“劳如车轴无停转，拙比林鸠未定巢。
”
京官租房的第三个特点是集中于宣南即宣武门外地区，特别是宣武门外大街两侧以及菜市口的南部。
这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清代中央六部均设在正阳门内。
宣武门外离正阳门不远，在此居住上朝方便。
二是中原及南方士子进京，通常的路线是由卢沟桥入广安门，故落脚宣南最为便利。
三是明代宣南地广人稀，又有树有水，风景不恶，许多明代显宦在此遗有别业，可供京官租用。
同时又有陶然亭、窑台以及历代遗留的古刹名寺等吟咏集会胜地，很对文人习气严重的京官们的胃口。
故夏仁虎《旧京琐记》说：“旧日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
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故有东富西贵之说。
”
四是传统时代官员多迷信，选择住房时多讲究风水。
考察京官居住史，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位于菜市口大街的绳匠胡同，居然住过清代史上三十余位重要人物。
清中前期的徐乾学、洪亮吉、毕沅、陈元龙等都曾寓居于此，晚清这里更是名人荟萃：同治的帝师、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住过菜市口胡同7—11号;左宗棠住过16号;龚自珍1819年在菜市口胡同“休宁会馆”住过;“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住在29号;蔡元培于光绪年间任翰林院编修时也住过菜市口胡同……
这么多人选择这里，是因为人们传说这里是北京最有“旺气”、最能出主考的胡同。
刘光第在家书中解释说：“第于五月廿八日移寓绳匠胡同南头路西。
此胡同系京师最有旺气之街道。
第与同司主稿正郎汤伯温同斋另院而共一大门。
宅正对门则挥颜彬，宅斜对门则孔样霖;宅左则戴北春;宅后则文田。
盖气旺则无事不旺也。
”不过刘光第搬到这里却并未能帮助他成为主考。
曾国藩“北漂”为租房闹心：租房花一半薪水 求吉宅连日奔走行坐不定
如同大多数湖南来京赴官者一样，最初几天曾国藩暂住在宣武区椿树胡同的长沙会馆，三天后在宣外的菜市口附近的南横街千佛庵，赁了四间屋子，每月租金四千文，折成全年需白银33.47两。
他此时没带家眷，孤身一人，不需要居住大宅，但又不可能和平民混居，所以住在庵寺是较为经济的选择。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一日，曾国藩生了一场重病，因在千佛庵乏人照料，搬到骡马市大街南果子巷外万顺客寓，两个多月后才病愈，于十月初六日由客寓搬到果子巷南头贾家胡同内鞑子营关帝庙内。
他独自住一小跨院，三开间，院中花木扶疏，颇宁静，适合病后休养。
不久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由湖南护送曾国藩的妻小来京，曾国藩接到家书后开始寻找一座较大的宅院，日记中这一段时间曾国藩记载看房次数颇多。
十二月十二日，他到琉璃厂看房子。
看好了一处院子后，却听人说这个屋子里死过人：“此屋曾经住狄老辈之夫人王恭人，在此屋殉节。
”虽然殉节乃是理学伦理中最光荣的事，曾国藩却因此打消了租这套房子的念头。
他在日记中说：“京城住房者多求吉利，恭人殉节……当时究非门庭之幸。
”
后来他在骡马市大街北的棉花六条胡同看定一处住宅，十二月十七日搬入，每月房租八千文，全年需银66.95两，已占薪俸之半。
曾国藩的众多搬迁过程中，有一次明显是出于风水方面的考虑。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朋友王继贤到曾国藩所住的棉花六条胡同拜访。
王继贤字翰城，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与曾国藩同为京官，在朋友圈中是著名的“风水大师”。
王氏一进曾宅，就连说此地风水不好。
曾国藩在家书中汇报说：“王翰城言冬间极不吉，且言重庆下者不宜住三面悬空之屋。
”曾国藩因为他“言之成理，不免为所动冶，问他怎么办。
王氏说八九两月不利搬家，因此必须于当月搬家。
曾国藩因此坐卧不安，放下手中所有事务，数日东奔西走找房子：“找房屋甚急，而讫无当意者，心则行坐不定。
”最后，经“邀同翰城走绳匠胡同看风水”，终于在这条前述最有“旺气”，最能出主考的胡同北头选定了一处风水上佳的新住所，才安下心来。
巧合的是，两年后的道光二十三年，住在这里的曾国藩果获主考之命。
搬家很无奈?搬家很精彩：住房排场随官制升迁而涨
更多时候，搬家的原因是官越做越大，人口越来越多，对排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道光二十四年曾国藩升翰林院侍讲后，不得不再次搬家。
盖因入京以来，添了三个女儿，儿子纪泽也到了读书年纪，要立家塾，仆妇也随之增多，“寓中用度浩繁，共二十口吃饭”，于是又搬到上朝更为方便的前门内碾儿胡同西头路北。
有房屋二十八间，月租三十千文，“极为宽敞”。
这是曾国藩首度搬到内城居住，如果按他家书中汇报的这个数字，年租金需251.04两。
道光二十七年三月，曾国藩又一次搬家，移寓南横街路北，这次租住的宅院共有四十几间房，更为宏敞气派，价格应该也更高。
十三年间，曾国藩总计搬家八次，其中仅道光二十年就换了五次住处。
总的趋势是居住条件越来越好，租金也从月租四千文到八千文、十千文直至三十千文，不断上涨。
具体在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一至七月，住在棉花六条胡同，月租八千文。
八月搬至绳匠胡同，月租十千文。
全年房租和搬家装修费用，共花去白银97.87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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