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齐策三》“孟尝君出行国”中的“郢之登徒”，见孟尝君门人也要称“臣”，说明其地位低于公戍（士）。
故“郢之登徒”不可能是地位远高于公戍的“左徒”。
关键词登徒，登徒子，左徒，孟尝君，黄歇，屈原
一、“左徒”、“左登徒”、“登徒子”略考
汤炳正先生说：“‘左徒’与‘登徒’是一个官职的两种不同的简称”[1]（P49）；“楚国这个‘左徒’,当即‘左登徒’的省称。
由于十登’字，称‘左徒’。
其次，在先秦，楚国又有‘登徒’之称，如《战国策·齐三》有郢之‘登徒’，《文绚赋癸》有‘登徒子’。
这个‘登徒’当亦为‘左登徒’或‘右登徒’之省称。
省去‘左’‘右’，即称‘登徒’。
……《齐策》只称‘登徒’，而《文逊则称‘登徒子’，这个‘子’宇或系后人不理解‘登徒’的本义者所增加。
因此，号称渊博典实的《文逊李善注把作为官称的‘登徒’误为人的名称”。
[1《屈赋新探》]（P52）
汤老把“楚国的‘左徒’”、“曾侯乙墓的‘左登[上升下止]徒’”、“《战国策·齐三》‘郢之登徒’”、“宋玉赋中的‘登徒子’”这四者混而为一的推论，似乎难以成立。
（一）、左徒及其级别
1、左徒屈原
《屈原列》：“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为楚怀王左徒。
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
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
”[2P626]
正如《惜往日》所说：“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诗。
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
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
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
”[3《补注》]这是屈原任左徒时“王甚任之”，进行变法革新取得成效的的追忆。
……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说明左徒的地位与大夫类同。
只不过受到怀王宠信，得以“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
”
与左徒黄歇对照，这种优厚的待遇，不能作为左徒的职责共性。
犹如历史上某些受宠的宦官专权，不能把它看作是应有的职责。
《新序 #8226;节士》：[4]
这是屈原被“疏、放”前“东使于齐”的记载。
《屈原列传》：[2P626]“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详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
’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
[2P626]
这是怀王十六年“张仪诈楚”之前屈原被“疏”的可靠依据。
一般认为怀王十年至十五年屈原任左徒。
屈原失宠后，在怀王十八年还再次出使齐国（《屈原列传》：“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
说明屈原被“疏”后可能仍任三闾大夫，可见他任左徒时的级别不会低于大夫，有可能相当于上大夫。
2、左徒黄歇
左徒黄歇在楚顷襄王那里的待遇，远不如左徒屈原。
与屈原相似的是他几次使秦，成功地稳定了楚国后期的局势。
顷襄王二十六年（前273年），顷襄王以歇为辩，使於秦。
黄歇上书说秦昭王，使秦与楚约为与国。
黄歇使秦，初次展现其出众的才华，可能在回国后即被任命为左徒、太子傅。
《楚世家》：二十七年“复与秦平，而入太子为质於秦。
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
”[2]（P344）
《春申君列传》：“黄歇受约归楚，楚使歇与太子完入质於秦，秦留之数年。
楚顷襄王病，太子不得归。
……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问楚王之疾，返而後图之。
’黄歇为楚太子计曰：‘……不如亡秦，与使者俱出；臣请止，以死当之。
’”[2]（P589-590）
左徒、太子傅黄歇“侍太子入秦为质”一待十年。
可见，左徒是近臣，而不是重臣。
黄歇在楚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远远大于屈原。
从史书的记载看，黄歇在任左徒时，并不是“兼掌内政、外交的要员。
”[1]（P54）
《楚世家》：“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
”[2]（P344）故有人认为：左徒是“次于令尹的重臣”。
段熙仲先生曰：[5段熙仲《楚辞札记》]（P63）可信。
3、左徒可担任太子之师
史载左徒黄歇是“太子之傅”，左徒屈原也可能担任过“太子之师”。
有个旁证。
《礼记·学记》曰：“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
”[6《礼记》]其“师”为“、傅”，“长”为“官、长”，“君”为“国君”。
故《橘颂》之“年岁虽少，可师长兮。
”或可解释为，年岁虽少，已担任“”（太子师）和“长”（左徒）。
4、青铜器“左徒戈”
刘彬徽先生说：“1983年出土于山东营南县小窑乡。
稍残，援长13.2厘米。
胡部有阴刻铭文3字：左徒戈。
……此为楚某一左徒之戈。
年代约为战国晚期。
”[7《楚系青铜器研究》P368-369]
此青铜戈并非有明确身份的出土文物组合中的物件，制作也不精美。
故有人怀疑，它不一定是左徒“官”之戈，而是普通的左徒“卒”之戈。
孰是孰非目前较难认定。
（二）、曾侯乙墓的“左[上升下止]徒”
起先，裘锡圭先生依据“曾侯乙墓的文字资料”推测：“‘左[上升下止]徒’疑即见于《史记》的《楚世家》、《屈原列传》等篇的左徒。
”[8裘锡圭《谈谈随县曾侯乙墓的文字资料》《文物》1979第7期。
P25-31]（P27）
汤炳正先生对裘锡圭先生“左[上升下止]徒”的存疑，“作进一步的探索”，提出：“[上升下止]”当即“升”的本字。
而“升”字古音跟“登”字相同，可通假。
故“左[上升下止]徒”即“左登徒”；“左徒”即“左登徒”之省称。
[1《屈赋新探·“左徒”与“登徒”》P48-57]
赵逵夫先生又提出，“[上升下止]”是“登”的异体字，应读为“登”。
[9]（P146）并认为：“左征尹”、“右征尹”是战国中期以前的称谓，“左[上升下止]（登）徒”、“右[上升下止]（登）徒”是战国后期的称谓。
另外，楚之“征尹”、“[上升下止]（登）徒”即中原国家的“行人”。
（P150）[9《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版]
周建忠先生则说：“第一，‘左徒’为楚国官职，既见于文献（《史记 #8226;屈原贾生列传》），又见于青铜器铭文，有‘二重证据’；第二，‘左徒’就是‘左徒’，与曾侯乙墓‘左[上升下止]徒’、‘右[上升下止]徒’、‘登徒’、‘右征尹’、‘左征尹’没有关系。
”[10周建忠《屈原仕履考》《文学评论》200502]
（三）、宋玉《赋》的“登徒子”
1、“登徒子”是人名
宋玉的《钓赋》有：“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于元渊”[《古文苑》]。
《登徒子好色》有：“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文逊]。
两赋中的“登徒子”应当是同一个人。
《钓赋》中，宋玉与登徒子并列，偕为元渊的弟子，故登徒子当为人名，不当为官称。
再说，也未见先秦官名其后缀以“子”者。
汤炳正先生说：“‘登徒子’，这个‘子’宇或系后人不理解‘登徒’的本义者所增加。
……《文逊李善注把作为官称的‘登徒’误为人的名称。
”[1]（P52）
那么，就先按汤老之意把《钓赋》“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于元渊”中“登徒子”的“子”宇删掉，解“登徒”为官称。
那就成为：“宋玉与登徒（之官）偕受钓于元渊”。
这显然与《钓赋》的文意不符。
可见汤老之“‘子’宇系后人增加”论，依据不足，还是李善的把“登徒子”解为“人名”融通。
再从《登徒子好色赋》看，只有把“登徒子”解释为人名才能融通。
如果按汤老之意把它改为《登徒（之官）好色赋》不但文理不通，而且与正文内容不符：“登徒子则不然。
其妻蓬头挛耳，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
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
”
毛泽东先生也说过：“登徒子娶了一个丑媳妇，但是登徒子始终对她忠贞不二”。
[见陈晋主编的《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文学篇》读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可见“登徒子”是人名、是特称，不能改为通用的“官称”。
《登徒子好色赋》并非深奥难读、易起歧义之文，两千多年来大家公认“登徒子”是人名。
如果没有偏见，决不会把文献中指示“人”的“子”字强行删除，为“登徒”是“官称”的观点开路。
既然“登徒子”是人名，那么汤老的“表示官级通称的‘大夫’与表示职守别称的‘登徒’连举而称‘大夫登徒’”[1]（P53）就更不能令人信服了。
2、“登徒子”是“楚都迁陈”后，顷襄王身边的“大夫”。
从《钓赋》“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于元渊，止而并见于楚襄王”[11《宋玉集》P121]看：《钓赋》有可能是现存宋玉作品中最早的一篇。
其时宋玉成年不久、初见楚襄王。
他“以‘钓’喻政，力谏楚襄王以贤圣、道德、仁义、禄利、泽罚为具，行‘大王之钓’治理楚国。
”
刘刚先生考证：环渊“大约在公元前284年前后回到楚国，隐于陈郢附近，以钓为事。
以此推论，宋玉从环渊‘受钓’，当在环渊返楚之后，即在公元前284年之后，或更晚些‘受钓’之地当在陈郢一带。
”刘刚先生认为：“宋玉约生于楚襄王三年(公元前296年)”[12《宋玉年世行迹考》]
按刘氏的考证，“宋玉从元渊（环渊）‘受钓’”时尚未成年。
《钓赋》中，宋玉以“大王之钓”冷落了登徒子的“玄洲之钓”。
登徒子就在襄王面前短宋玉“性好色”（见《登徒子好色赋》）。
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止，无说则退。
”假如宋玉讲不出道理，楚王就要炒他的鱿鱼。
说明楚襄王与宋玉接触不久，对他还不了解。
宋玉说：东家之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
”说明宋玉当时是个“体貌闲丽”的未婚青年。
可见《钓赋》与《登徒子好色赋》所记的皆为宋玉初见楚襄王之事，两者是紧接相连的。
宋玉的善赢得了楚襄王的好感“于是楚王称善，宋玉遂不退。
”[11《宋玉集》P79-80]
《登徒子好色赋》曰：“是时，秦章华大夫在侧”；“且夫南楚穷巷之妾，焉足为大王言乎？”（意思为：况且南楚章华偏远之地的女子，那能拿来在大王前面说呢！）这个“秦章华大夫”，或许就是封于“原楚章华宫所在地”的“秦大夫”。
说明“章华”早己是秦国的国土，这当是“楚都东迁”以后的事。
其二，只有楚都东迁“陈城”（今河南淮阳县），“章华”在楚都西南，才可称其为“南楚”。
故此说可作为楚都已经东迁的旁证。
再有，“东家之子，嫣然一笑”“惑、迷”的不是郢都未迁时贵族集聚的郢、鄢、鄂……。
而是郢都东迁前并不闻名的、楚国东北部“陈城”附近的“阳城，下蔡”，这也暗示“宋玉侍楚襄王时”楚都已经东迁陈城。
[详见敝人的《〈招魂〉——屈原遐想“自招其魂”》13]
汤炳正先生说：“可能宋玉笔下的‘登徒’，是别有其人的‘右登徒’，并不是‘左登徒’黄歇；其次，更大的可能性是：宋玉是在托言讽谕，如子虚，乌有之流。
并非实有其人，只不过是借用这个空头官衔以呜不平”。
[1《屈赋新探》]（P56-57）
“宋玉笔下的‘登徒’，并非实有其人”，可能性很大。
但是，汤老把“登徒子”的“子”删掉，判断为“右登徒”；把“左徒黄歇”增宇为“‘左登徒’黄歇”，以适应“登徒为官名”的观点。
如此“删、增”似乎欠妥。
小结：
1、《史记》中的左徒（屈原、黄歇）属大夫（或上大夫）级别。
左徒的特点之一是学识广博，善于辞令的外交官或兼太子师。
没有任何信息证明“左徒”是“省称”。
2、曾侯乙墓的“左[上升下止]徒”，目前尚难以与“左徒”关联。
楚国官制比较复杂，出土物中大量楚国官名目前尚不知其等级与职守。
3、宋玉赋中的“登徒子”是人名（或是宋玉笔下虚构的人物）。
起先登徒子与宋玉同为元渊的弟子，后来是顷襄王身边的“大夫”，其职守与“登徒”无关。
二、“郢之登徒”不是“左徒黄歇”
《齐策三》“孟尝君出行国”是“登徒”即“左徒”说者的重要依据。
（一）、“孟尝君出行国”原文
孟尝君出行[五]国，至楚，献象床。
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
见孟尝君门人公孙戍曰：公孙曰：
入见孟尝君曰：孟尝君曰：公孙戍曰：孟尝君曰：公孙戍曰：孟尝君曰：
公孙戍趋而去。
未出，至中闺，君召而返之，曰：公孙戍曰：孟尝君曰：公孙戍曰：孟尝君曰：公孙戍曰：曰：因书门版曰：[14《战国策》]（P564）
文中塑造了三个人物：孟尝君，廉洁大度，为扬已名，闻过则喜。
公戍，才思敏捷，假公济私，沾沾自喜。
郢之登徒，卑俗怕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二）、汤炳正先生对“楚‘登徒’向孟尝君献象床的事件，新的理解”（P55）：
[1]（P55-56）
汤先生似乎没有把精力放在“文本”的阅读与分析上，因此这些“理解”，可能有违“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
试分析之
1、“郢之登徒”接待孟尝君了吗？
《齐策三》郢之登徒见孟尝君门人公孙戍曰：[14《战国策》]（P564）”这分明是“郢之登徒”与“公戍”的私下交易。
汤老却说：“齐国的盂尝君到了楚国，在接待工作中送致象床的是楚国的‘登徒’。
……这个接待孟尝君并且送致象床的‘登徒’，即‘左徒’之职”[1]（P55）
“郢之登徒”见公孙戍，既不是“在执行任务时对外宾讲话”；更没有“接待孟尝君并且送致象床”。
故汤老之论，似乎是对《孟尝君出行国》的误读。
汤老的：“试问，象这样有关赠送礼品的邦交大事，岂会如过去所理解的那样，由于一个名叫‘登徒’的一般官员怕负责任而擅自借故推脱、临时改变计划?”[1]（P56）——这恐怕应该去“问”编写此文的古人！
2、怎么看“臣……足下……”？
汤老说：“从‘臣，郢之登徒也’一语来看，在执行任务时对外宾讲话的语言环境中，首先应当自我介绍的是个人的官职与政治身份，而决不会突如其来地只称个人的名字是‘郢之某人’”。
[1]（P55）
假如是在“接待外宾的语言环境中”，那么汤老的这个说法确有道理。
但是，要了解历史人物，必须把他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考察。
先秦之时的外事等活动中，位卑者与位尊者对话，可自称“臣”等，称尊者可称“足下”、“君”等。
如:
《秦策二·甘茂亡秦且之齐》：“甘茂亡秦，且之齐，出关遇苏子，曰：‘……今臣不肖，弃逐于秦而出关，愿为足下扫室布席，幸无我逐也。
’”
《赵四·齐欲攻宋秦令起贾禁之》：[苏秦]“谓齐王曰：‘臣为足下谓魏王……’”
《齐策三》公孙戍[谓孟尝君]曰：“臣愿君勿受。
”
这种称谓上的尊卑关系在《战国策》中贯彻始终没有例外。
“郢之登徒”见孟尝君门人公孙戍（相当于士）也要称“臣”称“足下”，说明其社会地位低于公戍。
“郢之登徒”还作了与楚王献象床之决定相悖的小动作。
这些卑下的言行，不可能出自“楚之左徒”（大夫或上大夫）。
3、《齐策》的‘登徒’与宋赋的‘登徒’一样吗？
汤老说：“显而易见，《齐策》的‘登徒’与宋赋的‘登徒’一样。
都应当是官名而非人名”。
[1]（P56）
此说也难以成立。
先秦的很多姓氏从官名而来，“登徒”有可能原先是官名，后来成为姓氏。
“《齐策》的郢之登徒”，只是个级别低于公戍（士）的小官吏。
（这个“登徒”到底是官名还是人名，对理解此文，并不太重要，可以存疑。
）而宋玉赋中的“登徒子”这个人，则是楚都迁陈以后顷襄王身边的“大夫”。
所以这两者既不能说“都是官名”，更不能说两者“一样”。
4、何来“大耍手段。
说了不算”？
汤老说：“‘左徒’黄歇。
他跟顷襄王在惧秦疏齐的外交方针支配下，表面上声称要赠盂尝君以极其珍贵的礼品‘象床’，以敷衍这位声势赫赫，周行各国的外宾;而又从中大耍手段。
说了不算，以免惹起秦国的注意。
”[1]（P56）
郢之登徒“不欲行”这件事，既没有不让孟尝君知道的预谋，孟尝君的门人公戍更没有隐瞒真象，马上就告诉了孟尝君：“郢之登徒不欲行，戍以先人之”。
汤炳正先生，把小官吏“郢之登徒”私下的小动作，判断为：左徒黄歇跟顷襄王，“从中大耍手段。
说了不算”。
如此偏离原文的想象，很难令人信服。
5、“郢之登徒”跟“黄歇”搭不上关系
汤炳正先生曰：“孟尝君相齐跟黄歇任楚顷襄王‘左徒’的时间，基本上是一致的。
因此，当时孟尝君至楚，办接待工作的‘登徒’，很可能就是‘左徒’黄歇。
”[1]（P56）
廖化津先生对此有所商榷：“按《孟尝君列传》及《六国年表》，齐王三十年(楚顷襄王五年，前294年)，孟尝君出奔，召回后即‘谢病，归老于薛’，再没有到国外去。
直至齐襄王新立(楚顷襄王十六年)不久，孟尝君卒。
据《楚世家》，顷襄王二十七年，黄歇才以左徒侍太子于秦，距离孟尝君‘归老’已经二十二年。
可见孟尝君至楚送象床的‘登徒’当不是黄歇。
”[15《屈原决不是》]
我们假定，考烈王二十五年（前238年）春申君被李园害死时约六十岁。
考烈王元年，春申君三十六岁。
顷襄王三十六年（前263年），左徒黄歇三十五岁。
顷襄王二十七年（前272年），左徒黄歇侍太子完入质於秦时，二十六岁。
“顷襄王以歇为辩，使於秦”时（约前273年），黄歇约二十五岁。
再向前推21年，即前294年孟尝君“卸任齐相”离齐赴魏，这时的黄歇还是个幼儿园的小朋友。
从时间上看，左徒黄歇不可能与任齐相的孟尝君会面。
再从空间上看“郢之登徒”，当是“郢都”之“小官吏”，与左徒黄歇所处的“陈”不是一地。
更不用说黄歇任左徒时大部分时间都“侍太子于秦”。
可见，“郢之登徒”跟“左徒黄歇”搭不上关系。
其实，只要根据汤先生所引用的《淮南子·兵略训》之文：“然怀王北畏孟尝君，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强秦，兵挫地削，身死不还。
”[1]（P56）就可以判定，“孟尝君相齐，跟黄歇任楚顷襄王‘左徒’的时间”是不一致的。
——孟尝君相齐主要在楚怀王之时和顷襄王初年。
与约在顷襄王二十七年才任左徒的黄歇，不是同时代之人。
6、“郢之登徒”、“左徒”、“左[上升下止]徒”三者互不相干
汤炳正先生说：“可以证明这个接待孟尝君并且送致象床的‘登徒’，即‘左徒’之职；也就是曾侯乙墓简文所记载的在曾侯广州何俊达葬事中赠车马的‘左[上升下止]徒’之职。
”[1]（P55）
从社会地位上分析：“郢之登徒”的等级低于公戍（士），不会是左徒（大夫）。
从时间上看，孟尝君在前306年左右当上齐相，假如齐相孟尝君访楚，其时黄歇多半还未出生（至多是个婴幼儿）。
更说明《齐策三》中的“登徒”不可能是左徒黄歇。
至于曾侯乙墓的“左[上升下止]徒”，目前并没有可信文献资料能证明它与“左徒”相关。
可见，汤先生的“证明”并不成功。
核实历史事实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史实失真、文献依据不足，尔后的一切都是流沙上的建筑。
汤老的《“左徒”与“登徒”》一文，不但文献依据不足，还有多处史实失真，这对于具有深厚“小学”功底的汤炳正先生来说，实在出人意料……。
三、“郢之登徒”不是“屈原” 廖化津先生说：“ 《淮南子·兵略训》说：‘怀王北畏孟尝君。
’所以孟尝君至楚，怀王倍加尊敬，而献象床。
‘登徒’，必然就是屈原 。
” [15《屈原决不是“传说人物”》 《云梦学刊》1991 02 （P9）] 。
廖氏也没有考证孟尝君可能“至楚”的时间与屈原是否相关。
后来，赵逵夫先生说：“ 《齐策三》中所写‘郢之登徒’乃楚之左徒。
……这个左徒是谁呢？我以为是屈原。
”[9]（P138） 此篇“当系于周慎靓王三年（前318，即楚怀王十一年）。
此前一年，齐楚燕赵韩楚共同支持公孙衍为魏相，山东六国形成联盟，此年五国合攻秦（齐国未参加攻秦），楚怀王为纵长。
孟尝君出行五国，正是齐国与五国结好之后；楚送孟尝君象牙床，乃是怀王着意受买各国执政者以维持纵长地位的表现 。
” [9]（P134） 只是，赵先生所说的孟尝君至楚的时间与史籍所记不符。
前面已经 《齐策三》的“郢之登徒” 等级低于 ，不会是左徒 下面再从齐相孟尝君 可能“至楚”的 时间，与 屈原任左徒的时间来看，这两个人有没有可能碰面？ （一）、孟尝君任齐相的时间 （前306年-前294年）
《魏世家》：前310年“魏哀王九年，与秦王会临晋。
张仪、魏章皆归于魏。
魏相田需死，楚害张仪、犀首（公孙衍）、薛公（田文）。
楚相昭鱼谓苏代曰：‘田需死，吾恐张仪、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
’代曰：‘然相者欲谁而君便之？’昭鱼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
’”[2《史记》.P387] 前310年的田文已称薛公，说明田文约在前310年（齐宣王十年），继位为“薛公”。
楚相昭鱼恐薛公“相魏”，说明薛公尚不是齐相。
再从《楚世家》看：怀王二十（～二十三年？）“齐之所信于韩者，以韩公子为齐相也”[2. P340]。
说明其时齐相为韩公子。
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八章有：“薛公相脊（齐）也，伐楚九岁，功（攻）秦三年。
” 可作孟尝君约在前306年当上了齐相的旁证。
晁福林先生曰：“ 所谓‘攻秦三年’当指孟尝君从秦逃归后联络齐、魏、韩三国共攻秦以后的三年，实当前298—295年。
翌年，即前294年是为孟尝君离齐赴魏之年，也就是帛书所谓的‘王弃薛公’之年。
所谓‘伐楚九岁’的始年，当从三国伐秦的前298年上溯九年，即前306年。
是年秦相甘茂出奔至齐，翌年，秦加强与楚关系，楚‘倍齐而合秦’（《史记·楚世家》）。
孟尝君主谋伐楚，当始于此时。
我们说‘伐楚九岁’当从齐、韩、魏三国伐攻秦的前298年上溯，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战国策·西周策》‘薛公以齐为韩魏攻楚’章的记载。
是章载韩庆对于孟尝君语谓，‘君以齐为韩、魏攻楚，九年而取宛、叶以北以强韩、魏’ 《孟尝君考》] （P131） 前294年“田甲劫王，相薛文走”（离齐奔魏）。
[《史记·六国年表》] 结论：田文约在前310年，继位为“薛公”又称孟尝君；约在前306年当上了齐相。
此后，“伐楚九岁，攻秦三年”（前306年至前296年），到 前294年孟尝君离齐奔魏。
其间 并没有机会访楚。
故 “孟尝君出行五国” 多属虚构之辞 。
谬文远先生曰：“综观孟尝一生，足迹未涉楚境，此章疑亦依托之语。
”[17《 战国策 考辨》]（P109）
前文已叙，多数学者认为屈原始任左徒，大致在楚怀王十年。
而屈原被“疏”，当在怀王十六年“张仪诈楚”之前。
那么究竟在那一年呢？ 姜亮夫先生说：“原之被谗，当在十四五年之间也。
”[19《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57页。
] 怀王十五年（前314年）“战国形势”的焦点是天下诸侯“反齐救燕”。
《战国策 #8226;赵三》：“齐破燕，赵欲存之。
乐毅谓赵王曰：‘今无约而攻齐，齐必雠赵。
不如请以河东易燕地于齐。
赵有河北，齐有河东，燕、赵必不争矣。
是二国亲也。
以河东之地强齐，以燕以赵辅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齐。
是因天下以破齐也。
’王曰：‘善。
’乃以河东易齐，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赵，请伐齐而存燕。
”[14] 《孟子 #8226;梁惠王下》：“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
” 《战国策 #8226;魏策一》还有“楚许魏六城”——楚国欲以六城为代价，换取魏支持，以联合魏赵“伐齐存燕”。
此记不一定准确。
但是，它反映出怀王十五年楚欲连魏反齐的史实。
怀王十五年，“燕王哙七年，子之南面行王事三年”，“将军市被、太子平谋攻子之，不克。
构难数月.齐章子伐燕，杀哙，子之亡。
三十日而举燕国。
” 而此时怀王要“伐齐而存燕”，屈原多半不会赞同。
燕国内乱，乃由燕王哙让国于子之引起。
这又为楚谗臣提供了“属贞臣而日娱”可能引发内乱，与王、与国不利的例证。
上官大夫等人就利用这个机会“共谮屈原”。
最后至使“王怒而疏屈平”。
从楚怀王十六年之前的国际形势和屈原的外交政策方面看，屈原被疏，当在怀王十五年齐国破燕之后，楚国首谋联合赵、魏伐齐之前 。
”[20田耕滋《屈原被疏原因探幽》]（P20） 结论：屈原任左徒的时间，约在怀王十年至十五年（前319年-前314年）。
（三）“郢之登徒”不是“左徒屈原” 屈原任左徒的时间在“怀王十年至十五年（前319年-前314年）”。
孟尝君约在前310年继位为“薛公”；约在前306年当上了齐相。
即便前306年当上了齐相的“孟尝君出行五国，至楚”，屈原已在前314年，被“疏”失职，两个人并没有机会 这就进一步证明了《齐策三》中的“郢之登徒”，不可能是屈原。
赵逵夫先生为何要把“孟尝君出行五国”系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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