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多少提示了当下与1949年之后30年的距离——改革开放后的生存方式、价值标准乃至对生活的原初感觉都已经大不相同。
这是个“告别革命”的时代，反过来，又被富含深意地称作是一场更伟大的“革命”。
而在这场新的“革命”中，早先那个某种程度上更西化也更传统的民国在90年代之后浮出了水面，尤其是对民国学术的称颂更是此起彼伏。
这自然也可以理解：若说称颂国民党在1927年之后曾有“黄金十年”，或说中国在二战后俨然已是世界强国，都多少有些底气不足;说起民国学术，则即使不必如铁杆粉丝那样称其可比先秦时代，至少比当下低水平重复的学界与士气低迷的知识分子群体要好很多：“老先生”们的存在就是最好的证明。
“老先生”们的流风余韵令人神往，也正是他们在1978年后将民国学术与精神传承给了新时代的学人。
不过，现在对他们的推崇，却颇有些借诗文针砭时事的意味。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在上世纪90年代几乎成了大学文科生无人不读的枕边书，陈氏俨然成了政治自由与抗争的标志，并连带着在政治上似乎也给民国时代正了名。
其实，陈氏在“最后二十年”之前，早已对国民党失望之极，尚在1940年，对其的观感便已是“看花愁近最高楼”了。
对于把光宣之际当作是“开元全盛年”的他来说，辛亥革命本就是用夷变夏，清室则是“汉家之厄”，随之而来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也自然没太大差别。
当然，称赞民国学术有更建设性的一面，那就是惋惜如果它没被后来的历史巨变所打断，我们今天便能如何如何。
今天中国学术在唯西是尚多年后，终于开始要努力建立自身的主体性，也在此时才发现地基是如此单豹—与自身伟大的经典传统既感隔膜，复对西方思想与学术追随尚勉强，更殊乏对话甚至创见的能力。
回视之下，那些尚亲切地浸淫在经黑道公主遇冷酷王子典传统中的民国学人自然令人殊感钦佩，而费孝通与陈康等处身于相关学科世界最前沿，与今日中国学术尴尬的追随者身份形成令人备受刺激的反差，真可谓“萧条异代不同时”。
该怎么理解这个刺眼的问题呢?首先我们当然要承认，民国学术达到了一个高峰——甚至，恐怕也是一个短期内很难再达到的高峰。
不过，与当下人所在多有的粉丝式追捧不同，我想略微讨论一下这一高峰形成的社会与政治方面的条件——这自然多少显得不那么“有趣”，不过，对任何一个不满足于浅薄的称扬或批评，而真想理解那个时代并由此反观我们当下的人，这恐怕都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无趣”，因为没有什么比“趣味主义”更有害于这种思考了。
首先的就是煞风景的话：除了少数例外，文化最有创造力的时期，一般都是分裂与割据的乱世。
姑且不论先秦这个被一致认为是中国文化最有原创力的时代，另一个文化高峰——魏晋南北朝，也是三百年的大混乱时期。
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诚非虚言。
原因在哪里呢?以先秦而论，列国并立下各国的生死竞争，使得士人成为最宝贵的资源，结果其地位与流动性都令今人难以企及;而那种朝生暮死的残酷与生灵涂炭的惨剧也刺激了根本性反思的出现。
反过来，西方又何尝不是如此。
在被当作现代开端的近代早期欧洲，若没有空前的三十年战争的刺激，没有所谓的“十七世纪总危机”，霍布斯、洛克与格劳修斯等人奠定现代政治基础的思考又如何能够产生。
最美丽的花朵需要最丰厚的腐殖土，尼采所谓向善的天空伸展得越高，向恶的土壤中就扎得越深，文化就是这么一个诡异的东西。
讽刺性的是，民国以其混乱如“五代”的局面，倒是最适合提供这种当腐殖土使的花肥。
今天衣食无忧、性命无虞的人思考着中国两千年的大一统局面如何阻碍了人的创造力，但先秦人首先考虑的却是要终止“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局面，必须“定于一”。
换到民国知识分子，比起令今人艳羨的文化原创力，他们倒更焦心于内战如何能停止，更切近些，自己住的城里如何能不三天两头地打枪。
一个时代习以为常的平凡事物，对另一个时代却是苦求不得的无价之宝。
人之天性对其已拥有的恒不在意，而对其未拥有的则百般宝贵。
自古及今，向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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