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经筵说白了，就是给皇帝上的课。
从发展的过程来说，经筵制度可以说是在西汉就有那么点儿影子了，这个概念虽然很简单，但是与皇帝有关，就牵扯到了皇权，甚至还与朝廷的政治运作息息相关。
那这小小的“经筵”，究竟在明朝的历史舞台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首先，在经筵制度的确立过程是不断变化的。
明初的皇帝和后来的可不一样，尤其是洪武、永乐、洪熙、宣德时期，这时候的皇帝基本上尽职尽责，还颇有能力。
那朱元璋来说，他在攻克婺州以后就经常召集手下的儒士讲解经文，与侍从谈论治国之道，仁宗、宣宗也十分好学。
后来有臣子上奏，经筵不仅在给君主讲学，更在于仪式。
直到英宗时期这一制度才正式确立，还创造性的分成了仪式性的“月讲”和实用性的“日讲”，这“月讲”礼节十分复杂，通常是为了展示君主好学，可以作为天下的模范，“日讲”则仪式简单，内容也比较接地气有营养。
这听起来是一个兼顾了实用与面子的好政策，但实际上也带来了想不到的麻烦。
首先不用多想，讲读的时间是一定会缩短的。
这很好理解，在经筵制度正式实施以来，没有对时间、讲读方式和讲读内容上有所规定，所以在现实实施的过程中一定存在摩擦，经过不断的调试，经筵制度变得形式化起来。
失去了内容的经筵，除了时间变短，还造成了君臣之间的隔绝。
皇帝和臣子之间在地位和身份上是绝对不可逾越的，这就导致双方在“师生”关系这个领域内，处在一种谁都无法纯粹进入课堂的状态。
从内容上来说，也就是现在老师们“讲义”需要提前由内阁修改，更是害怕在内容中暗寓讥讽，尤其是牵扯到时政的时候，更是有可能与当时朝堂上的局势有关所以讲官很难将经筵做出成绩。
经筵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知识的传授，而一开始协议政事的功能则慢慢消失了，前者对年幼的皇帝有比较大的影响。
而明朝后期的皇帝在信息获娶处理政事方面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规范和途径，如果再了解一些明朝历史的人就会知道，这时候的皇帝已经日益退向后朝，经筵的实用价值已经大大减弱了。
尤其是万历中后期，经筵已经被其他的方式所取代，这实际上可以反映出大臣们对皇帝权力控制的一次失败，也展示出皇帝本人在明朝官场中所凸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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