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以后，英帝国主义乘内地战乱之机，积极策动和支持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制造“西藏独立”活动，在“驱逐”清政府驻藏官员，迫使日喀则、江孜、拉萨等地驻防清军缴械离开藏境的同时，又派遣叛军向四川西部进犯。
1912年4月，西藏叛军在英国的支持下，乘川边局势不稳的机会，先后攻占了乡城、定乡，阻断了川藏的交通，接着，又相继攻陷江卡、乍丫 、稻城、三坝、南敦等处，理塘、河口、盐井也先后失守，巴塘、昌都被围数重，康定(打箭炉)大震。
西藏毗连川、滇，一有危迫，直接威胁到四川、云南的安全。
4月22日，袁世凯任命四川都督尹昌衡为征藏司令，率川军西征平乱。
5月，巴塘统领顾占文致函云南都督蔡锷求援：“定乡逆番，聚守要隘，害我川、滇商旅，当派兵往剿，而匪焰甚炽，结连藏番不下万人，且多快炮[枪]。
我兵粮弹告罄，水道断绝，溃围而出，全队返巴。
现定乡既失，牵动各区，盐井闹厘，道途被困，里塘抗粮，纷纷告警。
边务关系川滇，贵治毗连乡境，且为商家必经要道，若不早为肃清，川滇受害匪浅。
乞贵都督大力维持，早示良策。
”
对于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分裂中国的图谋，蔡锷洞若观火。
对于川边的严重形势，蔡锷绝不袖手旁观。
实际上，早在是年2月初，蔡锷就对藏乱十分关注，12日，在致李根源电中说：“近时俄以独立煽蒙，英亦添兵入藏，皆关系大局，为可虑耳。
”20日，蔡锷曾致电时任四川都督的尹昌衡，希望化解川滇矛盾，共同应对西藏危机：“现在清帝退位，南北调和，陕事自当解决，惟藏、卫为滇、蜀屏蔽，自当协力经营。
现闻藏事不稳，应如何释内讧以御外侮，尚希裁复。
”21日，又致电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报告西藏叛军窜入察木多(今西藏昌都县)等地及派滇军在滇川交界处分兵防堵的情况。
27日，又电尹昌衡：“西藏为我国屏藩，内部近颇不稳，似应及早经营，免为后患。
”当藏川边界形势进一步恶化后，蔡锷又于4月30日致电袁世凯北京政府，揭露英国在西藏的分裂活动，并指出“西藏为我国雄藩，外人垂涎已久，非亟早经营，则藏卫终非我有。
西藩一撤，后患何穷?应请大总统早为布置，以固边圉，而惩后患。
”袁世凯复电：“已令川督筹办，该督亦应随时确探情形，密为筹备。
”次日，蔡锷接腾越李根源转来印度华商陆兴祺关于西藏形势的告急电后，又立即电报袁世凯指出：“西藏毗连川滇，一有危迫，影响所及，关系匪轻，应请设法维持，以顾西南大局。
” 5月6日，蔡锷再电袁世凯政府指出：“藏卫西藩，关系大局，一有破裂，则滇、川有唇亡之虞。
现藏事危急至此，不能不早为之图。
惟滇军早经撤还，未便复出，且悬军数千里，滇力亦恐难胜，况前经川人固拒，派兵又必生疑。
坐视危疆，焦急万状，应请迅为筹处，以救危机，并请裁示。
”5月16日，蔡锷得报藏中局势进一步危迫，即再电袁世凯，主动请缨入藏平叛：“云南军队训练夙精，前经援蜀援黔，均属耐劳敢战，现已陆续抽调回滇，若以之防剿藏乱，必能得力。
”
在蔡锷的强烈要求下，袁世凯政府直到5月18日，才复电蔡锷同意云南“迅拨劲旅，会同蜀军协力进行，奠安藏境”。
蔡锷接电后立即任命参谋厅总长殷承瓛为司令官，拨出一混成旅组织西征军实施援藏计划。
但在选择滇军入藏路线时，蔡锷却颇费思虑。
由滇入藏，向有两路：一取道宁远(今四川省西昌市)、雅州(今四川省雅安市)转入巴塘入藏，一取道(云南)中甸经阿墩子(今云南省德钦县)由(四川)巴塘入藏。
蔡锷经深入分析后认为，这两条路均需经四川巴塘，且会师巴塘后滇、川两军同趋一路，这样，滇军不仅绕道太远，而且滇、川两军同路后，由于滇军援川时两军的积怨尚未完全消除，极易再度发生冲突。
因此，蔡锷向袁世凯提出建议：滇军与川军“分途并进，川循巴塘大道而西，滇则特辟新路，由维西、茶硁、马必立之间出口，经珞瑜(今西藏林芝地区)野人地方，向西北作一直线，以拉萨为目的点，期于必达而后已”。
其理由是：“此路辟出，滇藏间之交通，略可省千数里，而国防上尤有莫大之益”。
因为“滇缅界务，自尖高山以北，英已自由行动，前岁侵占我小江以南片马等地，今小江以北之浪粟又见告急，駸駸北进，恐五年后席卷怒俅夷，直捣巴、里塘，不惟藏危，而川亦危。
今趁彼力难骤入，以此路预占地步，则将来国界在犭怒犭求夷珞瑜地方，勿论如何伸缩，而巴里塘、前藏犹为内地。
”显然，蔡锷上述建议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不仅考虑了当时滇军入藏平叛的近期需要，而且对于厘定西南地区及西藏地区的国界、加强这些地区的边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殷承瓛(1877--1945)
然而，袁世凯政府却否定了蔡锷提出的入藏路线，复电说：“三路内，除取道宁、雅至巴塘一路，绕越过多，毋庸置议外，其拟由维西出口，取道珞瑜野人径至拉萨一路，则工艰费巨，非急切所能济事，只可渐次经营，为将来自固地步。
惟中甸北至巴塘一路，不过千余里，且有可以通车之处，现议救藏之急，仍以取此路为最宜”，并命令蔡锷“先援巴塘，再救藏急”。
对此，蔡锷仍坚持己见，再电袁世凯，进一步申述自己的意见。
他认为，取中甸北至巴塘一路有四弊：“一、滇军北趋巴塘转察木多(今西藏之昌都县)，绕越太多，蹈兵家疲远之忌;二、援川同趋一路，重兵云集，粮秣转运，供难给求;三、援川之役，疑谤滋多，川军人众，或不能悉捐芥蒂，长途逼处，易滋误会;四、巴塘近在川边，川督率师出关，不难指日荡平，无俟重烦滇力”。
而由维西出口，经珞瑜野人地方直抵拉萨，则有四利：“由维西出口，经珞瑜地方向西北进至亚巴尔，即入藏境，溯雅鲁藏布江而上转西北至甲穆达，与川藏大道汇合，计程当省千数百里，其利一;中经怒俅、珞瑜野人地方，气候较温，出产亦富，间有平原，可资屯垦，其利二;此路凿通，则滇犄其南，川捣其东，首尾策应，形势都归掌握，其利三;早占地步，使将来国界远在怒俅、珞瑜野人之间，不致近逼川西、前藏，其利四。
最后，蔡锷强调指出：“若滇、藏间之便道凿成，省程途，因地利，勤屯垦，储军实，一气衔接，西藏经营可得而言矣。
”
尽管蔡锷的建议理由充足，但仍未被袁世凯采纳。
7月22日，蔡锷发布《西征誓师文》，宣布“奉大总统令，将出师恭行天罚，吊民伐罪，出藏民于水火。
”当日，殷承瓛率一支3000多人的混成协从昆明出发向川滇边境的中甸、维西及巴塘开进。
曾有记者记录了云南征西军出发时的盛况：
殷承瓛率全军抵丽江后，分军为两纵队前进，以郑开文为左纵队长，率步兵四大队，骑兵一分队，炮兵、机关枪各一小队，取维西大道直趋盐井县(今西藏芒康县境内，当时属四川)。
以姜梅龄为右纵队长，率步兵三中队，骑兵一分队，炮兵、机关枪各一小队，取中甸大道直趋川边的乡城县。
司令本部及其余各队暂驻丽江。
分军既定，殷承瓛正拟令西征军前进，蔡锷突然接到川督来电说，川军已围攻里塘，不日可复，无庸滇军前赴巴塘。
蔡锷只得电令殷承瓛暂驻滇边之阿墩，再行相机进止。
8月15日，云南西征军前卫司令、西防国民军维西协李学诗部与西藏叛军在阿墩(今云南德钦县)溜筒江遭遇，击毙喇嘛一人，藏军十六人。
西藏叛军退至距江40公里的墨里村。
李学诗部乘胜追击，并在夜间向叛军发起进攻，战至次日下午，击毙叛军7人，俘虏1人，跳江死者20余人，伤30余人，滇军无一伤亡。
溜筒江之捷后，袁世凯政府曾致电蔡锷予以嘉奖：“我军迭次获胜，足寒匪胆。
该都督调度有方，将士奋勇用命，深堪嘉奖。
”殷承瓛于是令李学诗部乘胜前进，直捣盐井。
滇军首战告捷，使英帝国主义当局大为震动。
8月17日，英使朱尔典就袁世凯政府派兵入藏平叛事向外交部“抗议”，提出不得干涉西藏内政等5项无理要求。
9月7日，朱尔典再次提出“抗议”，声言如北京政府继续派兵入藏，则英国将不承认中华民国，并助藏“独立”，加之此时川督又以滇军若占巴塘，则川军右臂全断，边藏用兵无从联络，电请袁世凯速阻滇军入巴，袁世凯遂以“军费难筹”、“恐酿交涉”等理由，致电蔡锷令滇军停止前进。
但不久，蔡锷接到巴塘川军参赞顾占文的求援电，说叛军攻下乡城后，大股猛扑巴塘，将巴塘四面围住，巴军数少粮绝，固守待援。
在这种情况下，蔡锷急电殷承瓛率两路西征军继续前进，支援巴塘。
8月27日，郑开文率左纵队在赴巴塘途中夜袭盐井，并一举克复。
盐井克复，巴围遥解。
蔡锷致电袁世凯，在报告战事的同时，请求中央拨款接济滇军，以利再战。
而川督尹昌衡唯恐滇军占了他的地盘，又恐滇军在平叛中功居榜首，迭电袁世凯“阻滇军勿进”。
袁世凯致电蔡锷，不仅未答应拨款，反而应川督要求命令滇军将盐井交川省接管后“撤扎滇境，以免(两军)逼迫，致生节枝”。
9月16日蔡锷根据殷承瓛意见致电袁世凯，建议分兵三路，“甲趋江卡，出昌都，乙趋长春坝，丙趋密波，甲乙两路会于洛隆宗，经川自榆与丙师会于江达”，然后直捣拉萨，一面划清界限，免于川军冲突;一面协力进行，期于早平藏乱。
并请求拨款四百万接济。
9月20日，袁世凯复电蔡锷：“所称援藏一节，现饷款难筹，英人干涉，民国初建，岂容轻启外衅。
……至川边抚剿，尹督既自任专办，筹兵筹款，皆由该督经营，滇自不必与争。
”
为避免与川军发生矛盾，继续实施援藏平叛计划，蔡锷与殷承瓛又向袁世凯提出，滇边之珞瑜、波密等处概不属藏，亦不属川，滇军可由擦瓦龙(今西藏察隅县察瓦龙乡)进入此地屯守，“近可以置叛番之死命，远可以戢强英之野心”。
但袁世凯却复电说：“现因藏事关碍交涉，已饬尹督先清川边，暂勿西进。
来电所拟滇军由擦瓦龙入藏一节，自应缓议。
”在此情况下，蔡锷只得扼腕长叹，于10月5日将袁世凯的撤军令转给殷承瓛，要求他“酌留陆军一大队，防军一二营”，“经营野人山珞瑜一带，从事改流，一以固滇藏之边隅，一以防英人之侵轶”，“余悉撤还”。
接到撤军令，殷承瓛“愤懑殊甚”，径电国务院：“将来亡藏史上，若有滇军西征之一字一姓，滇军虽死，不为雄鬼以夺其魄，亦为厉鬼以击其脑。
” 10月16日，滇军撤出藏境，11月10日抵达丽江，12月10日回到昆明。
滇军援藏虽然由于川方的猜忌和袁世凯对英的妥协没能达到预期的结果，但它有力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者和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有效地维护了川边滇边的稳定，也反映了蔡锷反对西藏“独立”，抵御英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爱国思想和坚强决心。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深谙国际法的蔡锷当时提出的滇军“由维西出口，经珞瑜野人地方直抵拉萨”援藏路线和“早占地步，使将来国界远在怒、俅、珞瑜野人之间，不致近逼川西、前藏”的国防战略思想更反映其远见卓识。
但由于袁世凯政府未能采纳蔡锷的建议，事情的结果不幸被蔡锷言中。
滇军撤还一年后，即1913年10月，英国迫使袁世凯政府派代表参加由其策划的在印度西姆拉召开的中英藏三方会议，讨论所谓内外藏划界问题。
会议期间，英国代表、英印政府外务大臣亨利·麦克马洪以赠给西藏枪支弹药、支持西藏“独立”、帮助西藏赶走汉军等条件为诱饵，诱惑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夏扎，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进行私下交易，以秘密换文的方式，于1914年3月24日在英方提出的标有一条以喜马拉雅山山脊为界的藏印东段边界线的地图上签字，把我国西藏门隅、珞瑜、下察隅地方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当时英国统治的印度。
秘密换文中的这条线就是所谓的“麦克马洪线”。
由于这条“麦克马洪线”是英人和夏扎背着中国政府进行的一笔“以土地换独立”的肮脏交易，就其法律地位而言，完全是非法的。
当时，英国政府也感到炮制这条“麦克马洪线”的非正义性，所以长期对此保密，不敢公开。
直至24年后，即1938年，英印政府才在其公开出版的地图中，改变过去同中国主张的传统习惯边界线相同的画法，用“未经标定”的符号，画出了“麦克马洪线”。
“麦克马洪线”抛出后，当然不能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
但尽管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坚决抵制，1943年春，英印政府仍利用中国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的时机，悍然占领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大片领土，并正式宣告成立“东北边境行政特区”，负责掌管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各项行政事务。
这也是英印政府自1914年以来，首次将这块主权归属仍备受争议的地区纳入其正式管辖范围之内。
随后，英印政府先后在察隅地区的重要据点瓦垄珞瑜地区的里嘎，以及门隅地区提朗宗以南的卢帕等地分别设立了军事要塞。
1947年印度独立，英政府将非法占领的这块中国领土移交给了印度政府，致使这块中国领土至今仍被印度非法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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