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主要集中在沿海开放城市，对内地的贸易仍然受到多方面的限制。
根据1843年中英《虎门条约》第五款规定，英商“均不可妄到乡间任意游行，更不可远人内地贸易”。
然而，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中国内地无疑是洋商们渴望扩张的巨大市常
在这种情况下，买办作为中国人，有到内地经商的权力，外商普遍依赖买办帮他们开拓市常买办大都携带着大量的白银或者较为廉价的工业品到内地换取中国民众的生丝、茶叶等土特产。
买办另一个更重要的职责就是在中国内地兜售诸如洋油、洋纱、洋布、洋火柴等西方工业品。
由于买办同为国人，普通百姓在心理上更易接受，这些洋货从沿海大城市逐渐深人内地农村地区。
买办不仅可以从洋人那里得到薪金和佣金，而且在为外商推销商品和收购农副产品的居间活动中，凭借洋人的经济特权运用各种手段在短时内迅速地积累了大量财富成为社会显贵买办群体的经济地位迅速提升后人们也改变对这一群体的看法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人们对其形象的认知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买办经济地位迅速改善后，一方面是底层民众羡慕其经济收入，于是竞相厕身于买办行列;另一方面由于买办通过依附于洋人而获得一定的特权，并且不时伴随有不光彩的一面故其身份和社会地位始终没有得到传统社会的普遍认同人们多将其定位于暴发户，这也是近代买办最初的社会形象。
人们虽然羡慕买办的经济收入，但却以别样的眼光看待这一群体，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他们登上历史舞台的特殊环境所致。
鸦片战争打破天朝上国的迷梦，世界之中，转瞬间成为西来夷人任意践踏的乐园，这一过程中买办借助洋人的势力和相应特权“于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
在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中其代表的是西方文化侵入之后衍生的新群体，这种因素决定了“别成一业”的新生买办带有历史原罪——伴随着民族耻辱而诞生。
所以在开埠之初，“在粤夷商往往被民人蔑视，气不得舒”。
不管买办积累了多少财富，他们始终无法摆脱依附洋人带来的负面评价。
《发财秘诀》《官场现形记》《苦社会》《黄金世界》等晚清小说中大量描写了买办为谋取一己之私利，采用各种欺骗手段大肆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钱，有的买办甚至不惜出卖国家利益。
小说中的人和事虽然不是史实，但小说也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反映。
经过小说等文学作品的渲染，买办以暴发户的形象、骗子的嘴脸定格于人们的认知中。
事实上，晚清买办作为一个依附外商而诞生的新兴阶层，最明显的特征便是对外商的趋附性。
他们努力学习外语，熟悉洋人的生活习惯，巴结奉承洋人，崇洋媚外，对中国文化大都持贬斥态度。
然而他们又是中国人，又生活在中国这一大环境中，大都都是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所以与中国文化又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
因此，买办阶层在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上，大都显示出了其两面性。
全盘否定中国文化。
他们中的大都数首先表现为崇洋媚外，有的甚至对中国文化持全盘否定的观点。
《发财秘诀》中的买办庆云道：“方才牧蕃哥说，读过两年书，那两年倘然读的是外国书，此刻不是写字，也可以做个跑楼了。
不是我说句甚么话，那中国书读了有甚么用处?你看我们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听说他是翰林出身，己经拜了相，可见得一定是读饱中国书的了，为甚么去年外国人一来，便把他捉了去?他就低头、服礼，屁也不敢放一个。
读了中国书若是中用的，何至于如此呢?”
入翰林再拜相，是中国读书人的最高境界了，但在西洋的强势文化面前“低头”“服礼”，这是他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的根本原因。
在他们的眼里，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在西洋文化面前己一钱不值了，在他的眼里，一个翰林出身的相国，甚至还不如一个读过两年书的洋人“跑楼”。
他还大言不惭地说：“那年广东省城失守，那总督便是翰林宰相，何以打不过外国人?倘是我做了总督，只要和那外国兵官说得明白，何至如此?所以我说，不独中国文字没有一毫用处，便连中国话也可以无须说得。
”买办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于此可见一斑。
很显然他的这种认识带有明显的盲目性，以为学会英语就可以让外国兵官退兵，也实在是一种幼稚的想法。
这种文化态度与以全盘西化以振兴国家的出发点又截然不同，小说中的买办是一帮纯为自己而不顾民族利益的人。
《发财秘诀》中的魏又园甚至“情愿做外国人的狗，还不愿做中国的人呢”。
同是吴趼人的另一部小说《新石头记》中的洋行买办柏耀廉曾声称“中国人都靠不妆，并自称自己“虽是中国人，却有点外国脾气”。
中国文化冷峻的观察者。
当然，买办们对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态度固然是十分荒谬的，但也不可否认他们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有时也确实道出了中国人的某些“劣根性”。
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买办指责中国的官老爷官太太们的作风：
买办道:“一主一仆，单是一去，收五十元。
写来回票，收九十元。
这还是本局的船，若是外国行家的船，他还情愿空着，不准中国人坐呢。
”我道:“这是甚么意思?”买办道:“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取的。
有一回一个甚么军门大人，带着家眷，坐了大餐房。
那回是夏天，那位军门光着脊梁，光着脚，坐在客座里，还要支给着腿，在那里抠脚。
外国人看着，己经厌烦的了不得了。
大餐间里本来备着水厕，厕门上有钥匙，男女可用的，那位太太偏要用自己的马桶。
用了舀了，洗了，就拿回他自己房里，倒也罢了，偏又嫌他湿，搁在客座里晾着。
洗了裹脚布，又晾到客座靠背上。
外国人见了，可大不答应了，把他们撵了出来。
船到了上海，船主便到行里，见了大班，回了这件事。
从此外国人家的船，便不准中国人坐大餐房了。
你说这不是中国人自取的么?”我道:“这个本来太不像样了。
然而我们中国人不见得个个如此。
”买办道:“这个合了我们广东人一句话，“一个小鸡不好，带坏一笼”了。
”
这里买办以“旁观”者的身份，通过亲眼目睹官员及其家属的“老爷”行为。
得出“一个小鸡不好，带坏一笼”这句话很值得玩味。
首先是认为中国人本来是不“坏”的，或者给外国人的印象是不坏的，但给那些官老爷们给逞“坏”了，或者给外国人造成坏的印象。
很显然，这种好坏的标准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的。
如果是在传统社会里，中国百姓就未必有这种意识及指斥的勇气。
对中国官僚的依赖与巴结。
买办们又毕竟是中国人，而且他们的买办业务也是在中国展开，他们不仅要巴结好外国人，还要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官僚搞好关系。
这时便显示出他们对待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两面性。
买办身份的性质决定了他们是一种隶属于洋人的联络中外官商的中介。
为了从中国官员处获得某些特权，赢得一些方便，因此买办不仅要巴结洋人，还要千万百计地巴结中国的官僚。
其手段较之对洋人总体上可能要稍逊些，但他们的用心照样是良苦之至。
试以《官场现形记》第65回为例说明之。
洋行买办舒淡湖为求得生意上的方便，对厘卡总办竭诚尽瘁地巴结。
因总办在被请吃花酒时看中了妓女金红玉，便设法从中促合。
并为他预备了一切事宜。
他自己这样向总办吹嘘自己的行为：
“娶新姨太太的日子近了，一切事情，卑职都预备了。
他们向来是没有妆窗的，新房里动用物件，卑职也己经警谨预备。
那个马桶，卑职想来桶店里买的，又笨重，又不雅相，卑职亲自到福利公司去买了一个洋式白瓷的，是法兰西的上等货。
今天特地来请大人的示，几时好送到公馆里来，专等大人示下，卑职好遵办。
”
而当总办大人说要让帐房还他帐时，他却表示“卑职孝敬大人的，大人肯赏收，便是万分荣耀，怎敢领价”。
虽然最终婚事因故没成，他的这一次拍马甚至也纯属空头支票，但买办溜须拍马的用心却可见一斑。
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难断。
买办们大都从小接受过中国传统教育，虽然后来接受了西方文化的侵染，但并不太容易从根本上拒绝中国文化。
《发财秘诀》中通过区丙之子阿牛进到当时在写字间任职后来成为红买办的庆云的卧室时，除见到几本英语书、吃剩半寸来长的吕宋烟头外，还见“床前放着一只衣箱，就将衣箱面做了桌子，上面乱七八遭堆一些茶壶茶碗洋灯之类，又放着几本书。
拿起来一看，都是些《粉妆楼》《五虎平西》之类”。
可见买办也并非不读中国书，不喜欢中国文化。
不仅如此，他们还对“穷翰林”十分看重，这显现了洋行的金钱也不能完全洗尽他们传统的功名利禄之心。
先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24回中吴继之的两段话：
继之道:“那班洋行买办，他们向来都是羡慕外国人的，无论甚么，都说是外国人好，甚至于外国人放个屁也是香的;说起中国来，是没有一样好的，甚至连孔夫子也是个迂儒。
他也懂得八股不是枪炮，不能仗着他强国的，却不知怎么见了这班新翰林，又那样崇敬起来，转弯托人去认识他，送钱把他用，请他吃，请他喝，设法同他换贴，不过为的是求他写两个字。
”
继之道:“换了帖，他写起上下款来，便是如兄如弟的称呼，好夸耀于人呢。
最奇怪的，这班买办平日都是一钱如命的，有甚么穷亲戚、穷朋友投靠了他，随他的情，荐在本行做做西患，赚得几块钱一个月，临了在他帐房里吃顿饭，他还要按月算饭钱呢。
到见了那班穷翰林，他就一百二百的滥送。
细析上文，不难发现买办这样一种矛盾心理，从实用的层面上看，他们“于外国人放个屁也是香的;说起中国来，是没有一样好的”，及“甚至连孔夫子也是个迂儒”，因为外国比我们强，孔夫子是“不能仗着他强国”的。
而从民族文化心理上看，他们又难以一下子割舍与绵延数千年中华文化之间的血脉联系。
所以他们偏偏“见了这班新翰林，又那样崇敬起来”。
如果这里还有可能被理解为预先与“穷翰林”们拉上关系，以便待到他们一发达而为己所用的话，那么《文明小史》中的洋行买办花清抱的行为则更有说服力。
花清抱在生意上“志满意得”之后，便将生意交托几个诚实的伙计后，自己便捐了个二品衔的道台，“结识几个文墨人，逍遥筋咏”，他不曾读书，便想着要开一个“蒙学堂”，并辗转请了个翰林出身的杨编修任总办。
“想要做些学务上的事业，以博士林赞颂他的功德”。
总之，晚清买办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是十分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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