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黄哪儿也没去，竟留在了上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黄(1868-1953)，浙江余姚人，江苏苏州人。
他是老上海青帮的著名头目，在三大流氓中排名第一。
他曾是法租界巡逻房的首席巡视员。
黄留在上海而不去香港的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黄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品牌产业——“大世界”。
大世界是老上海最大、最负盛名的游乐园，每天接待游客2万人次，是黄重要的经济来源。
许逊的文章《流氓大亨黄金荣的末日》说，1948年春夏之交，黄金荣与沙讯洋行签订了一份为期10年的土地租赁合同。
根据合同，不得转让。
在紧急情况下，产权归属应单独讨论。
黄想:等他离开上海，这个他辛辛苦苦奋斗了一辈子的大世界将会变成无主之物。
即使它被养子继承，也很可能被共产党没收。
只要他留在上海，大世界就是他的产业。
1953年10月，黄去世前，他把养子黄叫到家里，口述了《遗嘱》，最后叹了口气:
“我的一生，风卷走了树叶，只留下这个大世界。
然而，死后，这个大世界就不再属于我了。
”
晚年，黄在“大世界”前扫街
几天后，黄突然发高烧，治疗无效。
黄在弥留之际仍然痴迷于大世界。
如果他去香港，恐怕他会死不瞑目。
“三件套”是黄愿意留在上海的主要原因之一。
《黄的暮年与杜的临终》说黄每天必须享受三件事:抽大烟、打麻将和去澡堂。
他告诉人们，这件“三件套”是他最大的享受，无论国民党当权，还是共产党统治世界，他都应该陪他白头偕老。
他留在了上海，这件“三件套”有一半的功劳。
就吸烟而言，虽然政府明令禁止，但黄还是装聋作哑，照顾好了他们。
此外，他还在家里藏了很多上好的烟草，据说“足够他在后半生吸烟了。
”人民政府还允许黄照常经营他的产业，如大世界、金剧院等。
，而且每个月都赚很多钱。
有了这些租金收入，有足够的黄维持其日常开支。
与逃到香港的杜月笙相比，坐在空山上取出美元要潇洒得多。
当时，黄一家有20多人住在龙门路军培里一号。
这是一栋三层楼的房子，有几十个房间，是在黄的繁荣之后建造的。
黄的客厅在二楼的东端，附近的房子大部分都是他的弟子们租的，所以他们可以很方便的交流和走动。
再加上来来往往的老朋友和老弟子，他们肯定会一起打麻将。
与远在香港的杜相比，他只能听孟晓东的京剧独奏会，这要好一些。
黄也喜欢洗浴中心，每天都很享受。
当杜要带他去香港时，黄回答说:替我想想。
如果我去香港，我的头会是一样的，但是博物馆发现我在抽一个大烟斗。
第二，你想让我在哪里找一个接触青铜象棋的伙伴？第三，香港有浴室吗？八十多岁了，你能让我每天洗澡吗？这些都是问题。
”这句话让杜哑口无言。
第三，黄认为死在上海比死在海上好。
上海解放时，黄已82岁，体弱多病，自称是个瘸子，知道再过几天就要到了，所以决定不去香港，留在上海。
邢写了《黄悔过书内幕》，说黄心里知道，如果他真的去了香港，死在香港也没有关系。
如果他在路上生病，在路上死去，那就太糟糕了。
他宁愿死在上海，也不愿死在海上。
此外，在他的一生中，他总是对不断的变化做出反应，并且他多次拯救了这一天。
当日本人进来时，大亨们都争先恐后地逃到后面去，或者找个地方换换环境。
三大富豪之一的杜先是飞到香港，然后又飞到重庆；张晓麟掉进了水里，成了叛徒，被枪杀了。
只有黄留在上海。
日本人和汪精卫能对他做什么？国民党卷土重来了。
虽不及曾到过抗战大后方的杜·，但却没有被·“虎英雄”·所“削”。
1947年黄过80岁生日时，蒋介石来到黄家花园庆祝他的生日，并恭敬地低下了头。
因此，他也有勇气按照规则行事，并对他的朋友说:“顺其自然吧。
总之，只有一个绝望的努力，共产党会做任何它想我。
”。
在我这个年纪，共产党必须谈论人性...我已经是一个快进棺材的人了。
我一生都在上海，我不想把我的骨头留在国外，然后死在国外。
第四，中共的容忍政策是黄决定留在上海的主要原因。
上海解放前夕，党中央对如何做好上海黑帮分子的工作作出了明确的方针，即只要他们不闹事，不干预上海解放后的社会秩序，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革，他们就不会被动遥特别是对黄、、杜、这样的帮派人物来说，“观察一个时期再说一遍”(用的话)，目的是“设法整顿上海”(用的话)，这有利于全国的大局，有利于上海经济的恢复。
市长陈毅和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积极贯彻这一正确政策。
潘汉年认为，黄虽然在反动统治时期曾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和蒋介石的靠山，但他和他的弟子在上海做了许多坏事，而在上海解放时却没有逃跑或破坏，这表明他至少没有敌视我党。
他现在不过问外面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必把他当作专政的对象。
正当黄犹豫不决的时候，张夫人从共产党那里带来了一个消息:只要我们支持共产党，不与人民为敌，我们就一定要按照“既往不咎”的方针办事，希望黄留在上海，不要听信谣言，不要轻举妄动。
张赵石夫人的话增强了黄金荣留在上海的信心。
上海解放初期，黄隐居，过着舒适的生活。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他的生活变得悲惨，市民自发地冲到黄寨门口要求他接受批评。
投诉信和检举信像雪花一样飞进市政府和公安机关，恳求政府接管并消除暴力和安全。
上海市人民政府召见黄，向他说明既往不咎的政策，但希望他能写一本“悔过书”在报纸上发表，进一步向人民说明，老老实实认罪，以取得人民的一定程度的谅解。
5月20日，《上海新闻》和《文汇报》发表了黄的《自白》。
黄在《忏悔录》中说，他要“向人民忏悔，向人民忏悔”，“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洗去个人历史上的污点，改过自新”，“赎罪”，“请求政府和人民宽吮，等等。
在“光荣的劳动，耻辱的不劳动”的气氛中，人们认为黄不能只顾吃喝而无所事事，于是政府派人通知黄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扫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地方就在他曾经赚钱的伟大世界的门口。
结果，“黄扫街”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全世界。
黄留在上海而不赴港的历史事实表明，党和人民政府的宽大政策有利于赢得中间势力，维护上海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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