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在《湘军志·筹饷篇》中揭秘：“军兴不乏财，而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
每破寇，所获金币、珍货不可胜计。
复苏州时，主将所斥卖废锡器至二十万斤，他率以万万数。
能战之军未有待饷者也。
”
曾国荃是湘军虎将，为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他是不折不扣的大功臣。
我们细读《曾国藩家书》，即可晓然，曾国藩原本打算奏请李鸿章到金陵会剿，因为淮军的大炮火力更猛，士气更旺，能够协助湘军轰塌坚固的城墙，但他担心李鸿章气焰太盛，言语态度会冒犯曾国荃，使九弟原本隐隐作痛的病肝“愈增肝气”，他还顾虑淮军“骚扰骄傲”，会欺侮湘军，“克城时恐抢夺不堪”。
有这两方面的担忧，曾国藩就不太情愿让李鸿章去金陵城头“摘桃子”。
? 总而言之，曾国藩的心情极其矛盾。
所幸李鸿章顾大局识大体，他很清楚，倘若自己半途去金陵会剿，染指分羹，无论是分名还是分利，都不会受到欢迎，这种大忙可帮不得，这种好人可做不得。
曾国荃也确实争气，硬是凭借其麾下的湘军吉字营打赢了这场艰苦卓绝的攻坚战，率领蛮子兄弟拿下了太平军的老巢，夺得首功一件，不仅在金陵城里美滋滋、乐颠颠地撒了一次野，而且升官、晋爵、发财，三者齐备。
曾国荃攻下金陵后，湘江中运送财物回乡的船只络绎不绝，前后断断续续达三个月之久，可见他们捞到的好处相当惊人。
湘军将领贪名盛传之际，水师统领杨岳斌为了撇清自己，于回乡途中作口号二句：“借问归来何所有?半帆明月半帆风。
”两位湘军水师统领杨岳斌和彭玉麟不贪财，倒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但这种操守在湘军将领中并非普遍存在。
回到湘乡，曾国荃购买良田万顷，还建造了奢华壮丽的大夫第。
其侄女曾纪芬在《自编年谱》中回忆道：“前有辕门，后仿公署之制，为门数重。
乡人颇有浮议。
文正(曾国藩)闻而令毁之。
”最末一句有点夸张，不过，咸丰九年(1859)，曾国藩在致诸弟的信中确实有这方面的指示：“我家若太修造壮丽，则沅弟(曾国荃)必为众人所指摘，且乱世而居华屋广厦，尤非所宜。
”由此可见，曾氏兄弟的性情并不相同，老大主张“谨慎”和“韬光养晦”，老九则主张“潇洒”和“及时行乐”。
曾国荃竭尽所能，捞足了金钱，然后挥金似土，曾国藩对此不以为然，外界也多有非议。
曾纪芬在《自编年谱》中尝试为其九叔做出辩解：“忠襄公(曾国荃)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歌，必请假还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
”所谓“自晦”就是向外界表明他毫无政治野心，以免慈禧太后猜忌。
咸丰九年秋，曾国藩在致曾国荃的家书中写道：“闻林文忠(林则徐)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
督抚二十年，真不可及。
”我想，曾国荃读完这封信，肯定喷茶一笑。
林则徐当了多年高官，却一直清廉自守。
死后只留下这么点遗产，寒冬腊月，害得三个儿子喝西北风，能说他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曾国藩肯向林则徐看齐，并非故意装假，他既有思想上的冲动，又有行为上的表现。
曾国荃奉行实用主义，只认准钱多好办事，恐怕连思想上的瞬间冲动也没有。
曾国藩对幕僚赵烈文说过这样一番话：“九弟手笔宽博，将我分内应做之事，一概做完，渠得贪名而我偿素愿，皆意想所不到。
”曾国荃照顾整个家族，挥金似土，焉得不贪取钱财?为了让大哥唱红脸，以完人的形象取信于当世和后世，他不惜包揽贪名，欢唱白脸。
如此兄弟，可谓举世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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