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钱谦益在文学界有之称，其文学造诣极高。
他在崇祯十四年娶名妓柳如是为妾，当时他年已五十九岁，而柳如是尚只二十四岁，老夫艳妾，这一段钱柳姻缘，极为人所歆羡。
三百年来，钱谦益与柳如是的故事虽然仍流传不衰，故事的内容却已逐渐变质，驯至真相不明。
原因是记述这些故事的稗官野史或者因展转听闻而讹传失实，或者出于原作者的有意捏造谤言，以为诬蔑。
在这种情形之下，钱柳姻缘的真实情形终于逐渐不能为人所充分了解，甚至对钱谦益柳如是二人的行为性格等等，也不能有清楚明白的认识。
假如说，三百年前的钱柳姻缘，也不过是近世以来的名女人嫁与大人物之类，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之处，那末，钱谦益与柳如是的故事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值得研究了解的地方。
问题是柳如是并非时下一般之所谓名女人，钱谦益也不是有财无学的大老倌，他们的恋爱事迹，便大有可谈之处了。
更何况柳如是的文才绝世而性格豪迈倜戃，烈烈有丈夫之风，对于如此这般的一个绝世奇女子，亦更不可以等闲视之也。
柳如是在崇祯五年时由吴江周家流落江湖，在云间为妓，由此而至崇祯十年，她在松江与云间名士陈子龙、宋征璧、李待问、李雯等人诗酒流连，其间经过，都可以在柳如是和以上诸人的诗作中看得出来。
到了崇祯十三年十一月，柳如是由松江来到常熟的半野堂与钱谦益相会，第二年正月间，柳如是就正式下嫁钱谦益，称为柳夫人，这一段经过，也有牧斋有学集及东山酬和集中的诗什可查。
剩下来的问题，是在崇祯十一年陈子龙离开松江以后，到崇祯十三年十一月柳如是与钱谦益建立关系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内，柳如是的行止动态如何？以及她在这些时间内都做了一些什么事？由于文献缺略，柳如是在这一段时间内的生活史，最不能了解。
勉强可以使人得到一些大概观念的，只是她在崇祯十一、十二两年间与汪然明之间的往来尺牍，可以让我们知道，她曾在这段时间内往来松江、嘉定、苏州、杭州等地，为择偶之事往来奔波，最后终于决定下嫁于钱谦益。
柳如是往来松江、嘉定、苏州、杭州各地，在杭州方面的居停主人便是汪然明。
此人是杭州的富翁，在西湖边有一座横山别墅，还有自置的大型游船多艘，名之曰，豪华侈丽，极有气派。
他自己所钟情的是另一个吴中名妓林天素。
柳如是与林天素交好，与汪然明也熟识，到杭州来时，便住在汪然明的横山别墅中。
由于柳如是的声名太盛，游屐所到之处，访客如云，几于户限为穿。
在她写给汪然明的信件中，可以使我们知道，汪然明对于她的择偶一事，帮助很大，而她所选择的条件也很多，一是必须有文才，二是必须有地位，三是必须有钱。
能够合乎这三项条件的人不多，所以往来跋涉，极费周章。
看柳如是流露在这些尺牍中的苦经，很值得人的怜悯同情。
看柳如是表现在这些尺牍中的文采与才华，又不能不使人对她表示极大的钦敬与景仰。
柳如是写给汪然明的尺牍共计三十一通，在崇祯十三年年底由汪然明为之结集刊刻，其前有林天素之序言。
中云：
余昔寄迹西湖，每见然明拾翠芳堤，偎红画舫，徜徉山水间，俨然黄衫豪客。
时唱和有女史纤郎，人多艳之。
再十年，佘归三山，然明寄视画卷，知西泠结伴，有画中人杨云友，人多妒之。
今复出怀中一瓣香，以柳如是尺牍寄佘索叙。
琅琅数千言，艳过六朝，情深班蔡，人多奇之。
……
柳如是的尺牍，被林天素称为而，似乎并非过誉之辞。
试将原作取来衡量一番，便可知其文字之妙。
如尺牍第七通云：
鹃声雨梦，遂若与先生为隔世游矣。
至归途黯瑟，惟有轻浪萍花与断魂杨柳耳。
回想先生种种深情，应如铜台高揭，汉水西流，岂止桃花千尺也？但离别微茫，非若麻姑方平，则为刘阮重来耳。
秋间之约，尚怀渺渺，所望于先生维持之矣。
便羽便当续及。
昔人相思字，每付之断鸿声里，弟于先生，亦正如是。
书次惘然。
前引宋征璧秋塘曲序，已说柳如是，无闺房女子之习气。
今由尺牍中的称呼看来，以女人而自称为，可见她未尝以女人自居之心态一斑。
即此二点，已可看出当时人之诋諆柳如是为，未始不是没有原因的。
至于此信中的遣词用典，风味隽永，确实如林天素所说，有的光景，含英咀华，回味不荆又，尺牍第四通云：
接教并诸台贶，始知昨宵春去矣。
天涯荡子，关心殊甚。
紫燕春泥，落花犹重，未知尚有殷勤启金屋者否？感甚，感甚！刘晋翁云霄之谊，使人一往情深，应是江郎所谓神交者耶？某翁愿作交甫，正恐弟仍是濯缨人耳。
一笑。
此信中说的，大概意指汪然明此番为柳如是所物色的择偶对象，已因意见不谐而作罢，因此柳如是以自比，说明她对此事。
这大概不会是谦抑，而是实际情形如此。
于是她以宋词中的出典，改写为，所以表示其自伤迟暮之感，文字虽美，意殊酸楚。
由于有这种伤感之情，下文之问，自为当然，虽其情迫切，文字上却毫无寒伧可怜之状。
即刘晋卿，名同升，乃是崇祯十年的新科状元，中状元时年已五十一岁，有资格被称为了。
味文意，似乎刘晋卿颇有垂青之意，并托汪然明向柳如是示意，但柳如是对之殊为落落，所谓也者，无非只是泛泛的浮辞。
至于愿作的某翁究是何人，抑即便是刘晋翁其人，殊难确定。
乃是古人之名，典出韩诗内传，的故事。
用在这里，便是以汉皋之神女自比，而以向神女请玉珮的郑交甫比喻有意结交。
二字，则是借用楚辞中的渔父之歌，。
其意不过借用这些典故来表示她的拒绝态度。
不过，这封信中所谈到虽然只是一些庸俗平凡的媒妁关系，一经改用这种典故来巧妙地表达，便使全信充满了蕴藉风流的美感，循诵再四，齿颊俱芬。
柳如是之雅擅文辞而善于取譬古人古事，在这里充分可见其文采风流之一斑。
以此与前引的闺情词相比，很显然地，她所写的文字，其内涵与意境又已迈进了一大步，更有深度，也更善于遣辞用典了。
崇祯丙子即崇祯九年，下距崇祯十三年十一月钱柳初遇，中间相距四年。
在这一段长时间之内，柳如是的交游极广而读书极多，其声名早已大起。
而照牧斋遗事所说，钱谦益之所以欣赏柳如是，无非因为她以一女子而能作诗，又善书法，加以色美艳而有意结交，于是遂因势利导，而成就了两人间瘟疫公司攻略的姻缘。
至于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原书的作者显然不曾细心研究过。
欲知真实情形，还需要从正确可信的文献资料中去研究探索，不可以轻信河东君传及牧斋遗事等妄诞不实的错误记述。
在这一方面，牧斋有学集与东山酬和集二书，应该是最可信的资料。
东山酬和集卷一，崇祯十三年庚辰仲冬十一月，柳如是初访钱谦益于半野堂时，所奉赠的七律诗一首如次：
声名真似汉扶风，
妙理玄规更不同。
一室茶香开澹黯，
千行墨妙破冥蒙。
竺西瓶拂姻缘在，
江左风流物论雄。
今日沾沾诚御李，
东山葱岭莫辞从。
按，此诗亦见于牧斋初学集卷十八，在句下，另有注云：原来东山酬和集的得名由来如此！既然东山酬和集之得名是由于柳如是之访钱赠诗，当可想见此集所收之诗，都是与钱柳遇合有关人士的酬唱之作。
由这些诗中可以看出，钱柳姻缘的促成因素，完全基于钱谦益对柳如是才貌风度的极度倾倒。
决不需要由柳如是以色相勾引，而且柳如是亦不是善用色相诱人的女性。
这其中的关系，在钱柳二人的唱和诗中有明显的证据可寻。
上引柳如是赠钱谦益之第一诗，虽然只是普通酬应之作，但在赞誉称颂之中，措辞极为得体，受赞者一见即知作者之才学非比寻常。
其第一句，乃是借用汉代经学大师马融的典故相称誉。
马融是东汉扶风人，博学高才，授徒数千，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其倜傥风流及桃李满天下，钱谦益亦差可比拟。
不过，马融所通的不过是经史之学，钱谦益则不但熟谙经史而长于诗文，且能在中国旧学之外，探索释道二教的经典而通其要义，较马融之才学更为博大高深。
所以下接之句，以表示钱谦益之声名虽然已如东汉马融一般地传播海内，其学问尚高出一筹。
誉生活情调之高雅，则赞其诗文之精美。
，似指钱谦益通哓内典而具有佛家所谓之；，则是借用东晋贤相谢安的典故，推崇钱谦益为东南人物之首。
之典，出于后汉书党锢传：仍指谢安，与之句相关。
所以归结全诗，文思贯通，比喻适切。
钱谦益有之称，作诗评诗，是其出色当行之事，看了这样的诗，岂有不能分辨好坏之理。
全诗中最可注意的地方，是谢安固是东晋名宰相，其所负时誉，在当时实推为天下之重。
所谓者，即是当时人对谢安之看重处。
至于李膺，则是党锢名士而隐负宰相之望者。
钱谦益在明熹宗天启年间便被阉党指目为东林党魁，因而削籍家居。
及至崇祯帝即位，被推为宰相的候选人，不料忽遭温体仁周延儒的攻击，获罪罢归，从此林居养望，再没有入阁拜相的机会。
此是钱谦益一生中最为抱恨的隐痛。
柳如是在这首诗中赞美他隐具东山之物望，而又以自己之造谒比拟为荀爽之谒见李膺，真可说是搔到痛痒之处，其内心之惬意，可想而知。
及至钱谦益赋诗赠答之后，他自己另有赠柳之诗，题名，诗云：
冰心玉色正含愁，
寒日多情照柂楼。
万里何当乘小艇，
五湖已许办扁舟。
每临青镜憎红粉，
莫为朱颜叹白头。
苦爱赤栏桥畔柳，
探春仍放旧风流。
在这首与柳如是的诗中，钱谦益已明显地流露出他对柳如是的爱慕之情。
及至柳如是再写下另一首之诗，钱谦益十分惊讶地发现，柳如是才思之敏，文采之美，运典之妙，取譬之深，竟不是他这个的大诗人所能企及！这一来就更加拉近了钱柳二人的感情距离，钱谦益终于心甘情愿地做了柳如是的不贰之臣。
这一段钱柳姻缘的佳话，因相互赠答诗什而促成，在三百年后仍有一谈再谈的价值。
柳如是的诗如次：
谁家乐府唱无愁？
望断浮云西北楼。
汉珮敢同神女赠，
越歌聊感鄂君舟。
春前柳欲窥青眼，
雪里山应想白头。
莫为卢家怨银汉，
年年河水向东流。
赓韵赋诗，因为必须使用原韵，以及写作范围须与原诗相配合之故，限制较多，往往不能有佳作，但柳如是此诗殊为不然。
例如钱谦益诗内有朱颜白头之句，寓有老少悬殊的年龄慨叹，柳如是答诗，却以春柳雪山之意为答，在自比春柳及兼含柳姓之外，更寓有尊敬高年之意，其酬答甚为得体。
神女及鄂君二典，一譬己身而一喻牧斋，不但意旨通贯，对于水滨泛舟的实际情事，尤其适合，其巧妙最不可及。
结末两句，典出梁武帝的河中之水歌：东家王即是崔颢献李邕诗中的，亦即是钱牧斋答赠柳诗中所用的原典：钱谦益在前诗中用此典暗示探询，柳如是在这首诗中巧妙地借用、等语为答，明白地表示了心许之意。
由于用典巧妙及表达自然，整首诗的情韵亦极为高雅，其文字及意境之美，超出牧斋原诗甚多。
钱谦益在看了此诗之后，一方面对柳如是之以知音相许十分感动，一方面对柳如是的文采与美貌极为倾倒，终于心甘情愿地成为柳如是的爱情俘虏，以能娶得柳如是这样才貌双全的美人为百世难逢的奇遇。
钱柳姻缘在这种情形之下终于促成了。
在柳如是方面，当然以为能够嫁与钱谦益这样有才学而有地位的人物是很适当的归宿；在钱谦益方面，也以为能娶得柳如是这样文采风流的美女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于是钱柳姻缘，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极美的故事，在三百年后犹传诵不衰。
惟一不妙的地方，是由于传闻讹误之故，故事情节有很多地方都被歪曲失实了。
如前引牧斋故事所记述的，即是。
至于顾苓河东君传所记述的，则更为妄诞不实了。
顾传云：
游吴越间，以词翰名。
嘉兴朱治?为虞山宗伯称其才，宗伯心艳之而未见也。
庚辰冬，扁舟过访宗伯，佩服妖异，神情洒落。
宗伯大喜，惊魂动魄，胡天胡帝，仿佛神仙之徒，不谓从人间至矣。
……
这一段话，直以柳如是之于钱谦益，完全是以色相为诱惑，以致钱谦益在神魂颠倒之余，不知不觉地堕入了柳如是所预设的陷阱。
如此抹煞事实，何异蓄意造谣？柳如是在后人心目中的印象。
因此也永远只是以才貌惑人的妖姬艳女一流人物。
很显然地，这是柳如是最大的不幸，然而却已流传了三百年之久了。
看柳如是的诗，文字及意境如此之美，设辞取譬如此之妙，誉为当时女诗人之第一，当不为过。
钱谦益评其诗作，赞为，还不能算是最适当的批评。
她在嫁与钱谦益之后，被钱谦益待以嫡室之礼，可以知道她在钱谦益心目中的地位极高。
明朝亡国之后，钱谦益屈节降清，柳如是曾劝他为国殉节，钱谦益不能从。
由此可知，钱谦益虽为东林党的魁首，其志趣与识见其实尚不及柳如是。
其后钱谦益老病而死，族中乡绅钱朝鼎、钱曾等人觊觎钱谦益的遗产富厚，以其子钱孙爱懦弱可欺，竟群起逼索巨赀，钱孙爱几至破家。
在这个重要时候，幸得柳如是以一死殉夫，激起了地方人士的公愤，一致要求官府严惩凶顽，方为钱家保全了赀产。
这一段故事，知者已多，不需在此多述，所以从略。
在这一故事中更可看出，柳如是之机智与志节，确有过人之处，并非只是以言词慷慨，行事豪迈，而被称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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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遗恨李香君
桃花扇与长生殿，是清人戏剧创作中的两大名著。
长生殿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恋爱故事，桃花扇写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故事。
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恋爱故事，人人知道。
那是因为在长生殿这部戏剧之外，还有白居易的长恨歌传述其故事，所以即使长生殿早已辍演了一个世纪之后，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恋爱故事，还是人人所熟悉的。
至于侯方域与李香君的恋爱故事就不同了。
则是因为在桃花扇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小说诗歌之类为之传述流播，一旦古老的戏剧为时代所淘汰之后，戏剧所描写的故事也就逐渐为人所遗忘了。
这是桃花扇的不幸，也是李香君的不幸。
对于一个深明大义而深切关怀国家民族兴亡的青楼妓女如李香君者，似乎不应该让她的生平事迹在历史上消失不见，所以应该把她搬出来作一介绍。
李香君的传记资料，目前所能看到的，只有侯方域为她所写的一篇传记，以及余怀写在板桥杂记中的两段有关纪录；而侯方域所写的李香君传记，还只是有前半而无后半的。
即使如此，亦已可以证明桃花扇中的错误不少。
先抄一段李香君的传记于后，以便研究比较。
侯方域所撰壮悔堂集卷五云：
李姬者，名香，母曰贞丽。
贞丽有侠气，尝一夜博输千金立荆所交接皆当世豪杰，尤与阳羡陈贞慧善也。
姬为其养女，亦侠而慧，略知书，知辨别士大夫贤否。
张学士溥，夏吏部允彝亟称之。
少风调皎爽不群，十三岁从吴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传奇皆能尽其音节。
尤工琵琶词，然不轻发也。
雪苑侯生，己卯来金陵，与相识。
姬尝邀侯生为诗，而自歌以偿之。
……
以上所述，乃是侯方域追叙他与李香君相识之前的香君生平。
由此可知，李香君的假母贞丽，乃是一个有侠气而好交接当世豪杰的风尘奇女子。
既然李贞丽有侠气而重豪杰之士，她便不致于为了田仰的三百银子聘金，就愿意将香君许嫁给他。
而陈贞慧与李贞丽既然素有交情，侯方域与李香君相识，就可能出于陈贞慧的介绍，又何劳杨龙友之介入？然则桃花扇故事中以杨龙友为侯方域牵线，以便阮大铖得与侯方域结交等等情节，显然只是出于剧作者的自行安排，与真实情形并不相符。
再则，侯方域到了南京之后方才认识李香君，上文中已明明说到其时间为崇祯。
己卯乃崇祯十二年。
这一年，侯方域因为参加南京乡试之故，特地以国子监学生的身分到南京国子监来入学，以便就近入场应试。
桃花扇将侯、李二人之初识时间安排在崇祯十六年之三月，如何能谓之？至于二人相识之后的第一次分离，其时间亦不在崇祯十七年。
李姬传续云：
初，皖人阮大铖者，以阿附魏忠贤论城旦，屏居金陵，为清议所斥。
阳羡陈贞慧，贵池吴应箕实首其事，持之力。
大铖不得已，欲侯生为解之，乃假所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侯生游。
姬曰：侯生三问，将军乃屏人述大铖意。
姬私语侯生曰：侯生大呼称善，醉而卧。
王将军者殊怏怏，因辞去不复通。
……
侯方域的父亲侯恂，与阮大铖同是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的进士同年，侯恂名次三甲第十一名，阮大铖恰好在他的前面，是三甲第十名。
但二人虽是进士同年，其志趣却大相径庭，侯恂是东林党中的大将，阮大铖则依附阉党，成了魏忠贤的干儿子。
薰莸不能同器，此二人在平时既不相过从，侯方域秉承庭训，自然也不愿接近这个。
不巧的是阮大铖罢官之后住在南京作寓公，并不安分，大为当时南京名士陈贞慧、吴应箕等人所恶。
崇祯十一年戊寅，也就是侯方域到南京来应乡试之前的一年，陈贞慧、吴应箕等人结合当地士子共计一百四十余人，联名刊布，公然对阮大铖声讨，要将他驱逐出境。
此留都防乱揭出于吴应箕的手笔，态度严正而文辞犀利，一经刊布，缙绅士大夫方才知道阮大铖原来是逆案漏网的阉党干儿，其恶性极为重大。
由是人人指目，斥为逆某。
阮大铖为此，至于无法在南京存身，被迫得只好躲到宜兴相公周延儒的一个幕友家中去住了三年之久，直到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起为相，阮大铖方才潜回南京。
凡此情形，俱见于陈贞慧所撰的中，可以覆按。
阮大铖因陈贞慧、吴应箕刊布留都防乱揭而不能见容于清议，当然希望能有挽回之法。
由前引侯方域撰李姬传见之，其中的一项办法乃是借王将军以结欢于侯方域，然后希望透过侯方域为他向陈贞慧、吴应箕等人疏通，却不料为李香君所一语道破，事遂中辏桃花扇将这段故事安排在崇祯十六年之三月，又将穿针引线之王将军其人改为贵阳杨龙友，虽然基于情节结构之需要使然，但却决不能称之为而。
杨龙友既非牵线之人，出赀梳栊之说，自亦无此可能。
侯方域之父侯恂，在崇祯六年时由兵部右侍郎升任户部尚书。
因为侯恂是东林党人之故，与后来出任内阁首辅的宰相温体仁不睦，到了崇祯九年，就被温体仁所借事中伤，革职下狱，直到崇祯十四年方告释放。
侯方域在崇祯十二年到南京来应乡试，显然有希望从科举考试中得一出身，以期自己亦能有所成立的意思在内。
此时侯恂尚在狱中，侯方域虽是贵公子，亦当顾及名教伦常之大防。
寻欢狎妓，已是有辱声誉，如果竟大张旗鼓，公然在妓院中为妓女作新婚式之，恐怕侯方域不敢行此大不韪之丑事。
此是第一点理由。
至于第二点理由，则是侯家两世贵显，父祖公卿，既非寒素之门，何至需人代出寻芳之费？这也是在情理上很难说得通的地方。
因此之故，桃花扇第五、六、七出所刻意描写的梳栊、却奁等等情节，殊不可信。
在这两段文字之后，李姬传所叙，还有与桃花扇故事不能相合之处。
传云：
未几，侯生下第，姬置酒桃叶渡，歌琵琶词以送之，曰：侯生去后，而故开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锾邀姬一见，姬固却之。
开府惭且怒，且有以中伤姬。
姬叹曰：卒不往。
侯方域叙次李香君的生平历史，至此戛然而止，其后来的发展如何，已不可知。
究竟侯方域为什么不肯写完李香君的全部历史？这个问题很难解答。
孔尚任撰桃花扇，自称于。
他故事中的情节从何而来？可以在他写于桃花扇书前的中得知其经过情形如次：
族兄方训公，崇祯末为南部曹。
予舅翁秦光仪先生，其姻娅也，避乱依之，羁留三载，得弘光遗事甚悉，旋里后数数为予言之。
证以诸家稗记，无弗同者，盖实录也。
独香君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此则龙友小史言于方训公者，虽不见诸别籍，其事新奇可傅。
桃花扇一剧，感此而作也。
……
记载弘光朝历史的稗官野史，经过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大规模搜查销毁之后，绝大部分都已遭了丙丁之厄，能够流传到现在的，可说微乎其微。
孔尚任生当康熙中叶，其时文网未严，他一生曾经看到过很多这方面的文献纪录；加上他岳翁秦光仪那里听来的口语传述，对于侯方域李香君的恋爱故事，一定远比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资料多得多。
所引为遗憾的是，他对于当时所看到的资料，似乎并不曾留意为之考证别择，以至不免常有因误信不可靠的资料之故，而将整段故事完全弄错的情形。
如杨龙友之被写为篾片帮凶型的花脸人物，即其一例。
若由侯方域写给阮大铖的信函看来，杨龙友应该不是这样的人。
侯方域的信，收在壮悔堂文集卷三，名为。
阮光禄即阮大铖，因为他在未被定为阉党人物而遭革职之前，本是光禄寺的正卿，甚为尊显。
此时虽废闲在家，仍具有缙绅的资格，称其旧官，乃是礼貌上的尊敬，亦是当时通行的习惯。
信的前半段，追叙其到京以来迄未前往拜访阮大铖的原因，是由于某一种不便明说的理由，其后所叙，就与杨龙友其人有关了。
原信说：
今执事乃责仆与方公厚而与执事薄，噫，亦过矣。
忽一日，有王将军过仆，甚恭。
每一至，必邀仆为诗歌，既得之，必喜而为仆贳酒奏伎，招游舫，携山屐，殷殷积旬不倦。
仆初不解，既而疑以问将军。
将军乃屏人以告仆，曰：仆敛容谢之曰：凡此皆仆平心称量，自以为未甚太过，而执事顾含怒不已，仆诚无所逃罪矣。
昨夜方寝，而杨令君文骢叩门过仆曰：仆乃知执事不独见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灭而后快也。
……
杨文骢即是杨龙友，左将军则是左良玉。
崇祯十六年，侯方域正在南京，左良玉大军三十万驻九江，因有兵无饷，饥溃可虑，扬言就食南京，将发大军沿江东下。
南京兵部尚书熊明遇计无所出。
因知侯方域之父侯恂乃左良玉之故主，且于良玉有恩，乃请侯方域以其父之名驰书左良玉劝阻，左良玉果然得信停止。
就事论事，侯方域之信，系因南京兵部尚书熊明遇之要求而写，并非与左良玉有私人间之往来关系。
而阮大铖便即以此事作为题目，公开制造侯方域乃是左良玉内应的谣言，希望借此激起群众的反感，好置侯方域于死地。
假如杨龙友确为阮大铖之死党，此时当无可能亟亟往侯方域之住处通风报信，并催促其从速逃走之理。
现在，侯方域在写给阮大铖的信中说到，当时若不是杨龙友来秘密通知此一消息，他就将被阮大铖的阴谋诡计所害，然则杨龙友并非阮大铖之帮凶，事实也就非常明显了。
除此以外，因为我们别无资料可以查核孔尚任写在桃花扇中的侯、李二人恋爱故事究竟是何情况，而陈其年又说侯方域李香君在当时确有啮臂之盟，那么，桃花扇所写李香君誓为侯方域守贞，至于血溅桃花扇面而矢志不悔的情节，大概便是当时之事实。
侯方域在他的诗文集中将这一段生死恋情隐讳不说，乃是由于他的有意安排，殊不能因为他的蓄意隐讳而误以为桃花扇所写不实。
不过，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情节，必定是经过原作者之加工整理的，必不能与真实情况完全相合，这其间的差异必须能予体认，方不致为小说或戏剧所误。
例如，关于李香君的结局，就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桃花扇的最后一出是。
经由剧作者的安排，侯方域与李香君二人在国破家亡之后都到了南京城外的栖霞山道观中，观中的主持道士张薇颇有道行，在为崇祯皇帝及北都殉难文武诸臣做功德道场时，乘机以人天幻境的道理点化二人，使得侯方域与李香君恍然了悟生死寂灭之大道，从此抛撇尘缘，分别跟随男女黄冠丁继之卞玉京去出家修行了。
李香君是否真的出家当了女道士，事不可知。
但因侯方域并没有出家修行之说，可以知道桃花扇之以结局，原只是剧作者结束全剧的一种手法，不可信以为真。
所以，李香君的结局如何，便很费推敲。
桃花扇正文之前，附有诸家之题辞甚多。
其中吴陈玉题的一首七绝，作如此之说：
寇郑歌喉百啭莺，
禁中传点早知名。
官家安用倡家选？
输与潜身卞玉京。
这首诗的内容，实际上是根据桃花圈的故事而来的。
是指寇白门与郑妥娘，与卞玉京李香君并为南京名伎。
桃花扇第二十五折，描写弘光帝在南京登基以后，不以军国大事为重，惟知征歌选舞，晏安逸乐，日日沉湎于酒色享乐之中。
元宵将届，他心中最关注的问题，是希望能及早征集一班歌伎，排演阮大铖所编的燕子笺一剧，以便欢度佳节，及时行乐。
阮大铖乘机对李香君实施报复，把她与寇白门、郑妥娘一齐征召入宫，惟有卞玉京见机得早，业已出家成了女道士，所以征选不及。
李香君寇白门郑妥娘等人被选入宫以后，形同禁锢，行动完全没有自由，等于拆散了侯方域与李香君之间的爱情关系。
因此方有后来南京被清兵所破，李香君寇白门郑妥娘等人备尝流离颠沛之苦等种种情节。
事实上则桃花扇中的这部分描写并不正确，因为李香君是否曾被征选入宫虽不可知，寇白门与郑妥娘之不曾被征选入宫，却是有书可证的。
陈其年妇人集云：
寇白门，南院教坊中女子也。
朱保国公娶姬时，令甲士五十，俱执绛纱灯，照耀如同白昼。
国初籍没诸勋卫，朱尽室入燕都，次第卖歌姬自给。
姬度亦在所遣中，一日，谓朱曰：公度无可奈何，纵之归。
越一月，果得万金。
按，姬出后流落乐籍中，吴祭酒作诗赠之，有江州白傅之叹。
乃是崇祯时的明朝勋爵，保国公朱国弼。
寇白门既被保国公朱国弼买为歌姬，即使弘光时有征选歌伎之事，寇白门亦不应在征选之列，因为她此时已非乐籍歌伎之身分，不能对她实行征选了。
郑妥娘的情形，似亦仿佛。
因为在弘光时被征选入宫的歌姬：后来的遭遇都很悲惨，而郑妥娘无此情形。
钱谦益所作，中有一首云：
旧曲新诗压教坊，
绣衣垂白感湖湘。
闲开闰集教孙女，
身是前朝郑妥娘。
郑妥娘在明亡入清之后，尚在教坊中讨生活，且能以悠闲自在之身教孙女读诗唱曲，可知其未曾经过剧烈之变故，有如南明宫中妇女之遭遇。
然则郑妥娘之未曾被征选入宫，亦是极合理的推测。
所剩下来的，只是李香君的问题。
李香君是否曾在南明弘光朝廷时被征选入宫？应先知当时是否有征选歌伎之事。
按，无名氏所撰中有一条云：
弘光乙酉正月初七日，阮大铖搜旧院伎女入宫。
又一条云：
四月，礼部尚书钱谦益请选淑女。
选淑女是为了新皇帝的椒房掖庭之选，与搜访歌姬伎女之专供歌舞只应者不同。
李香君因与侯方域相爱而被阮大铖视如仇寇，恰好弘光帝在当时曾命阮大铖搜寻教坊乐籍之南京名伎入宫演剧，李香君便很有可能在阮大铖公报私仇之目的下，被搜寻入宫充数。
既被选入宫中，到了清兵渡江，弘光出奔之时，李香君便会与当时宫中的无数宫眷妇女一样，因为名丽册籍之故，被清兵系掳北去。
这种情形在当时颇有文献纪录可按，如吴梅村撰卞玉京传，转述卞玉京当时在南京目击魏国公徐弘基之女被弘光选为皇后，尚未入宫成婚，即遭亡国之变，徐女及另两个被选中妃嫔的祁、阮二女，均被满清兵驱迫北去，形同囚虏，情况极惨。
吴梅村诗集中另有一首，亦有关于这方面的描写。
诗云：
万事仓皇在南渡，大家几日能枝梧。
诏书忽下选蛾眉，细马轻车不知数。
中山好女光徘徊，ー时粉黛无人顾。
艳色知为天下传，高门愁被旁人妒。
尽道当前黄屋尊，谁知转盼红颜误。
南内方看起桂宫，北兵已报临瓜步。
闻道君王走玉骢，犊车不用聘昭容。
幸迟身入陈宫里，却早名填代籍中。
依稀记得祁与阮，同时亦中三宫眩可怜俱未识君王，军府抄名被驱遣。
……
类似的记载，在陈其年所撰的妇人集中亦有之，仅只顺治二年清兵下江南时妇女被掳北去的有关纪录，便有三条之多。
其一条云：
辛卯冬：宜兴史孝廉北上，道经淇水，夜宿宜沟客舍，见壁间有数行云：后又云：呼主者问之，知为弘光西宫也。
按，宜沟驿在河南省汤阴县城南二十五里之宜沟镇，乃是由北京经河南至陕西或湖北湖南的驿路经由之地；若是由南京往北京，按照明清两代的驿递路线，应由南京取道徐州，经山东而至北京；迂道河南，有干禁例，乃是法令所不许可的。
又，乃顺治七年，则顺治八年。
由前引吴梅村中见之，弘光所选定的一后两妃，尚未及举行册立大典，便已遭亡国之变，弘光被俘，三女亦与其他宫眷同被北兵驱遣北去，并没有来得及入宫成婚。
据此云云，则弘光即位为帝的一年之中，并无正式册定的皇后妃嫔。
此所谓，不知是出于其人之自夸自诩，抑或只是并无名号的嫔御之类？而由题壁诗的时间及地点看来，顺治二年乙酉五月弘光朝廷倾覆之后，被驱遣北去的嫔御宫眷等人，有很多人大概都在事后被给赐予满清的功臣，成为姬妾奴婢之类，所以才会跟同主人展转流徙而至河南汤阴县的宜沟驿。
如其不然，这情形就无法可以解释了。
至于后面所引的两条纪录虽然无此情形，亦仍可以看出当时被掳妇女之多，及其遭遇之惨，其一条云：
秦淮宋蕙湘，教坊女也，被北兵掠去，题诗邮壁，凄然有去国离家之痛焉。
诗凡四首，犹记其一云：王西樵曰：绝代一作薄命。
又一条云：
赓明弟自北归，以邮亭女子一诗示予，予为怃然。
诗曰：盖流人羁子过之系念矣。
诗更有自序云：
看了上面所引的这些纪录，可知当顺治二年南京城破，南明亡国之后，满清兵不但视弘光朝廷的后宫妇女为战利品，悉数驱遣北去，即是在沿途所见的汉人中发现姿色姣好的少年女子，亦一概掠为俘虏，绝无怜香惜玉之念。
由于这些被掠的女子中偶然也有精通文翰的才女，她们所题留在邮亭旅壁上的诗句又偶然能被他人所纪录流传下来，于是我们这些生在三百多年后的人，方能借此知悉当年清兵破江南之时，汉人在满人侵略铁蹄下所受的破国亡家之痛，究竟是何模样。
假如李香君在当时也曾被满兵所驱遣北去，而她也能借诗文记述她的遭遇的话，她后来的事迹，或许也有可能因此而流传下来。
只是李香君在明朝末年的南京名妓之中，虽以谙音律善歌舞而有侠气著称于时，却不曾听说她能诗文。
以一个不能写作诗文之弱女子，一旦被如狼如虎的鞑子兵当作俘虏一般地驱遣赶逐，而她又无法借文字纪录来表达内心的痛楚，这一种悲惨的遭遇虽然其痛无比，却永远只能与肉体的死亡一同沉埋于地下，永远无法为人所知晓的了。
偏偏她生平所最爱的男人又不愿意公开他们之间的恋爱故事，于是便使这仅有的希望也为之幻灭。
侯方域的，造成了李香君的事迹不传。
桃花扇的故事虽然哀感顽艳，其奈并非李香君的真实事迹何？不幸的李香君，她的一生事迹，看来只有借桃花扇的不实描写永远流传下去了，奈何，奈何！
除了侯方域所撰的李姬传，及陈其年妇人集中的少许资料之外，李香君的事迹，在余怀所撰的板桥杂记中也有一部分资料，但多与侯方域的李姬传有重复之处，殊不足以窥见李香君之全貌。
移录于后，以为参考。
板桥杂记卷中，下一条云：
李香，身躯短校肤理玉色，慧俊宛转，调笑无双，人名之曰香扇坠。
余有诗赠之曰：武塘魏子中为书于粉壁，贵阳杨龙友写崇兰诡石于左偏，时人称为三绝。
由是香之名盛于南曲，四方才士，争一识面为荣。
这一段文字记述李香君之身材、容貌、及风致，与桃花扇所写的大致相同，大约即是桃花扇的取材所本。
又同书下卷中一条云：
李贞丽者，李香之假母，有豪侠气，尝一夜博翰千金立荆与阳羡陈定生善。
香年十三，亦侠而慧。
从吴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梦，皆能妙其音节。
尤工琵琶。
与雪苑侯朝宗善。
阉儿阮大铖欲纳交于朝宗，香力谏阻，不与通。
朝宗去后，有故开府田仰以重金邀致香，香辞曰：卒不往。
盖前此大铖恨朝宗，罗致欲杀之，朝宗逃而免，并欲杀定生也。
定生大为锦衣冯可宗所辱。
按，李香君拒绝田仰之邀约，是崇祯十三、四年间的事，而阮大铖之欲捕杀侯朝宗，则是崇祯十七年五月以后的事。
板桥杂记的作者余怀亲见侯、李二人的恋爱故事，而在记事方面犹复颠倒如此，又怎能怪孔尚任撰桃花扇之错谬杂乱呢？录此以见桃花扇固为文人笔下的小说家言，即是板桥杂记的作者余怀，亦难免有信笔所之之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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