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熹宗临死前曾专门叮嘱崇祯说，魏忠贤 恪谨忠贞，可计大事 。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朱由校在生命最后时刻对魏忠贤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固然掺杂着个人私情，但最主要的是他认识到了魏忠贤在处理 大事 方面的清醒和果决，尤其是在维护大局、知人善任、赏罚分明的关键问题上。
平心而论，魏忠贤为巩固个人权势，未免有党同伐异、残忍歹毒的罪恶一面，但从他曾经力排众议、大胆起用辽阳战败后遭受谗言的熊廷弼，抛开私怨、违心推荐赵南星、孙承宗等一批能臣直臣等诸多方面，可以看出，他还是心系大明江山的。
魏忠贤主政期间，国内形势良好，辽东局势平稳，这还是应该被认同和肯定的。
崇祯即位的时候，海内难民揭竿四起、关外清兵虎视眈眈，在这种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朝廷迫切需要一位富有处理军国大事经验，以及善于把握动荡时局的 能人 来独当一面，虽然无法扭转国势日衰、积重难返的败亡趋势，但也不至于在短时间内坍塌崩溃。
但崇祯为了整饬内政和平息民愤，更是为了独掌大权，借着朝廷文武大臣的 倒魏 怒潮，以迅雷之势，一举肃清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四日，也就是他煤山上吊自杀殉国前的第五天，崇祯在大势已去、大厦将倾的绝望中，在听到太监曹化淳说的那句 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 的话之后，终于领会到天启皇帝临终前，强调魏忠贤 恪谨忠贞，可计大事 的深意所在。
幡然醒悟的同时，无力回天的崇祯在精神上彻底崩溃了。
明朝亡于党争，而党争之始则起于东林，先是东林党排挤齐、楚、浙三党，三党不敌，被迫党附魏阉，进而形成了所谓的阉党。
中原除了开国皇帝能真正掌握军队从而压倒整个文官系统以外，其他的皇帝都只能在文官系统中搞平衡，包括大名鼎鼎的汉武帝和唐玄宗。
这两位主要是和整个文官系统对抗的话照样一败涂地。
而崇祯除掉了魏忠贤之后，天枰顿时失去了将王小洋平衡，东林党文官集团一家独大，崇祯失去了制衡文官集团的资本，只能空叹：朕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
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为主。
而张居正改革重在税收，重点从征收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的税收。
这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开始形成。
张居正一死，他们就废除这个税收制度。
想逃税，没那么容易！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
万历仍想方设法从江南的资本家中收入税收。
由于管理外库的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
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
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
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的精彩演出，东林党终于在万历死后第一次把持了朝政。
他们马上逼迫泰昌废除了各项工商税收。
充分暴露了东林党作为资本-家代言人的角色。
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及不平衡。
江南工商发达，而几乎不用交什么税。
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
辽东战事吃紧，国库空虚。
怎么办！？
正是这种背景下，魏忠-贤出现了。
怎么做的，当然是找东林党人交税。
经过几年时间，国库开始又充足起来。
各地开始出现魏忠贤的生祠。
东林党怎么坐得住呢！
天启的死是好机会。
崇祯站在了东林党一边。
东林党欲杀魏忠-贤而后快，然而崇祯只免除了他的职务，令其守陵。
魏忠-贤忧愤而死，崇祯厚葬之。
东林党又掌权了。
当然，废除工商税是第一步。
至于辽东，怎么少花钱怎么搞。
辽东缺饷，愈演愈烈。
加上各层军官的层层盘剥，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气及为低下。
明军的将领天天写奏折要钱，崇祯皇帝一筹莫展。
东林党则指责辽东军官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贪污军饷。
节流往往流于道德说教；不开源怎么行！当然，东林党不会增收工商税，负担自然又落到农民身上。
1644年，李自成围困北京时，明朝政府无粮无饷，难以调兵。
崇祯帝号召在京官员及富户，国家有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崇祯发出捐款号召后：内阁首辅魏藻德,捐了500两；太监首富王之心,捐了一万两
更多的权贵在哭穷、耍赖、逃避,一时间什么奇葩事都出来了：有的把自家锅碗瓢盆拿到大街上练摊,有的在豪宅门上贴出 此房急售 这一切都是在告诉皇帝:咱真的没钱捐,看你怎么着。
这些人保卫国家不行， 演戏 到是高手，轻松的蒙骗过了崇祯皇帝。
在这次皇帝哀求权贵们捐款救国的运动中,总计募捐20万两。
像崇祯这样低声下气找下臣要钱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像明末这帮丝毫不给皇帝面子的权贵们,其奇葩程度,也极其少见。
而那些在崇祯面前哭穷的铁公鸡们,在闯军的酷刑前,纷纷交出了惊人的财富。
当时京城之间,棍杖狂飞,炮烙挑筋,挖眼割肠,北京城内四处响起明朝官员的惨嚎之声。
史料记载：经过残酷拷掠,李自成军共得银七千多万两,均让工人重新熔铸成巨大的中间有孔窍的方板状银板,后来运往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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