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您 本站地址:
首页
故事大全
延安时代的红色恋情:男女比例失调引发一桩情杀案-中华历史文化-空若网
延安时代的红色恋情:男女比例失调引发一桩情杀案
黄克功的案件暴露了延安当时一个人人心里都明白、人人都不愿意直说的问题 男女比例失调。
《延安文人》一书中这样写道:1938年前后,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男女比例为30∶1。
到1941年前后,男女比例稍有缓解,为18∶1。
1944年4月,男女比例为8∶1。
男女比例的巨大悬殊,让那些来自全国的青年女性成为延安街头最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
1937年10月,中国抗战正如火如荼,在延安,一起离奇的凶杀案却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
这起凶杀案因逼婚而起,官司打到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决却迟迟不能做出。
凶杀案主角叫黄克功,男,26岁,江西南康人,少年时就参加红军,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犯案时任抗大第六队队长;被害人叫刘茜,女,16岁,山西定襄人,曾在太原读书,抗战爆发后放弃优越的家庭环境投奔延安,被害时为陕北公学的学员。
据载,刘茜曾在抗大与黄谈过朋友。
到陕北公学后,她开始疏远黄克功。
黄以为刘另有所爱,遂起了杀人泄愤的动机。
边区高等法院在刑事判决书中这样描述了案发的经过:
黄克功于10月5日晚饭后,带备勃郎宁手枪, 在公学前适与刘茜相遇,黄即招刘茜走向河边散步, 适天已入黑, 黄即向刘谈判,要求公开宣布结婚;刘予以严厉拒抗。
黄克功失却理智,竟以打敌人的枪弹对准青年革命分子刘茜胁下开枪,刘倒地未死,尚呼救命,黄复对刘头部再加一枪,刘即毙命。
黄克功逼婚杀人案震动了中共高层。
他虽只有26岁,却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
初审时,在抗大政治部胡耀邦等公诉下,边区高等法院判处黄克功极刑。
舒湮在《战斗中的陕北》中这样记述黄在判决后对法庭的陈词:
是我杀了刘茜。
我知道我犯了怎样的罪。
但是,请你们念着我10年来在红军中奋斗的战绩,给我一条自新的路罢!我并不畏死,可是我却情愿死在战场上。
把这颗结束我的生命的子弹,用来射击我们民族的敌人吧!
黄的陈词在法庭内外激起强烈反响。
法庭辩论时,不少旁听的老红军干部痛哭流涕,要求免除他死刑,以将功赎过。
审判组甚至收到一封署名 特区队 的信,其中言:现在正是抗战,刘茜死,革命已受损失,黄克功若被处死刑,革命更受损失。
为求得到将功补过的机会,黄克功在初审判决后上书中共领袖毛泽东,希望毛能亲自出面为自己说话。
那么,毛泽东如何回应黄克功的请求呢?
实际上,黄克功的案件暴露了延安当时一个人人心里都明白、人人都不愿意直说的问题 男女比例失调。
《延安文人》一书中这样写道:
1938年前后,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男女比例为30∶1。
到1941年前后,男女比例稍有缓解,为18∶1。
1944年4月,男女比例为8∶1。
男女比例的巨大悬殊,让那些来自全国的青年女性成为延安街头最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
烈群在《大公报》上这样描述1938年新年时延安街头的景象:
各机关都放假了,冷静的小街上,行人格外地增多了, 尤其是一些女军人,看来更加出神,她们谈着,笑着,一点没有什么拘泥台州新闻网;她们穿着那庞大的灰布棉衣,鸡婆似地跳着,怪天真的,谁敢说女人比不上男人呢!
由于延安火热的革命氛围,当年延安的女性不论装束还是性格,确有一股像男人般的豪放。
时边区婚姻法虽规定男女婚恋年龄为男20岁,女18岁,但很多青年女性不愿因过早婚恋而影响工作和进步。
刘茜就是因此而拒绝了黄克功。
她原名董秋月,改名刘茜,是因茜草为红色染料,表达了她对革命的向往。
她在生前给黄克功的信中言:
我们还是讲讲广义的爱吧!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摆在眼前,四万万多的同胞正需要我们的爱哩! 你爱我吗?而你更应爱大众!
曾是新闻记者的赵超构在《延安一月》中回忆:
女性的气息,在这里异常淡薄,绝对没有烫发的女人,也没有手挽着手招摇过市的恋人。
一般女同志,很少娇柔的做作。
在服装上,和男人差别很少。
如果夸张一点说,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
但在表面寡欲的背后,一些青年男女也在窑洞里悄悄成就了他们的红色恋情。
英国女作家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中这样描述延安青年的恋爱:
在公开谈论中是不赞成搞两性关系的,但在漫长冬夜温暖的窑洞里却是人们经常谈及的话题。
曾在延安评剧院工作的任均与鲁艺同学王一达就在延安恋爱、成家。
任均这样回忆她与王一达在延安结婚时的情景:
我们分配到了一个小窑洞, 只有我拿来了从家里带到延安的被子褥子,和一个小柳条箱子,一达却没有。
他只有件光板的陕北老羊皮袄和一块破布单子,连被子都没有。
虽然家徒四壁,我还是为结婚而认真地做了一个枕套 没有那么多布做一对枕套。
这是我们结婚时,家里唯一的新东西。
相比任均、王一达夫妇,很多新婚男女却因条件限制,依旧分住在集体宿舍,只有周末才能申请到窑洞建成的 青年宿舍 团聚。
当年延安公职人员的住宿虽一律免费,夫妻周末在 青年宿舍 团聚却要缴费。
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在回忆录中写道:
屋里只有一张床,被褥得自己带,也不开饭,住一次交5毛钱。
每到周六,小两口背着被褥来住一晚上,第二天又背上行装回到各自的战斗岗位。
然而,即使这种露水夫妻,也让延安很多光棍们羡慕不已。
特别是那些像黄克功一样,走过长征两万里,屡立战功的老红军、青壮年干部,更把目光盯上了那些来自大城市的文化女性。
本文摘自《史客1202 两情》,萨苏主编,金城出版社出版
245914
15432
19876
温馨提示 扫描下方二维码,访问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