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以前很讲究名分，因为名分是权力的合法性源泉。
比如在一夫多妻制时代，男人有正室，还有偏房。
在名分上，正室为尊，偏房为卑，元配享有支配侍妾的正当权力。
实际上，侍妾也可能凭借年轻貌美、受丈夫宠爱而得势，甚至在家庭中取得支配性地位。
妻妾争权只是官场故事的一个隐喻，因为帝王对国家权力的分配，也存在着 正室 偏房 的复式权力结构， 正室 指以宰相为首的官僚系统，他们在名分上是国家权力的正式代理人；但帝王往往又在正式官僚系统之外，另起炉灶，另立 偏房 ，代行权力。
那么， 偏房 是些什么人呢？
《清稗类钞》记录了晚清开明官僚郭嵩焘的一则史论： 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
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郭氏所列举的与君主 共天下 的人物，绝大部分都可以归入隐权力集团的行列，在名分上，这些人并无治天下的正式权力，只不过凭恃与权力中枢的特殊关系，得以把持权柄、操纵朝政。
相对于正式的官僚系统而言，这一隐权力集团就是受宠得势的政治 偏房 。
皇权专制 作为对历史的宏观描述，大致不差，但就具体情形而言，自汉代以降，除了少数雄才大略的帝王，君主独揽朝政、干纲独断的独裁局面其实并不多见，确如郭嵩焘所言： 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
问题在于权力被谁 分寄 。
如果与宰相共治天下，则是很正常的制度性安排。
君主只是国家的主权者与象征，古人认为君王 揽权不必亲细务 ；而宰相作为政府首脑，理当 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 。
这是明代之前的正式政制。
宋代有一位官员就对皇帝说， 权归人主（皇帝），政出中书（宰相），天下未有不治 。
宰相的执政大权由制度赋予，为正统承认，如果君主绕过宰相，直接发号施令，则会被认为违制，用古人的话来说， 不由凤阁鸾台（宰相机构），盖不谓之诏令 ；这样的 诏令 甚至会受到臣下抵制， 凡不由三省（宰相机构）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非正式文件），不足效也 。
君王与宰相自古就有分权，宰相的治权是有制度可依的，因此， 西汉与宰相共天下 的权力分治格局是名正而言顺的，正式的权力制度就是这么安排的。
不正常的是 与外戚共天下 ，外戚所恃者，是其与皇室的特殊关系。
这种由私人身份与关系网络所孽生的权力，是一种制度外的隐权力。
如果说，以宰相为首的官僚集团是帝国的 正室 ，代表正式的权力系统；那么，外戚等隐权力者则是君王另立的 偏房 ，代表另一套没有名分的 副权力系统 。
在 正室 之外另设 偏房 ，在正式权力系统之外，另置副权力系统，始作俑者是汉武帝刘彻。
刘彻乃雄才之主，不甘于垂拱而治，但皇帝要亲躬政事，宰相显然是最大的障碍，甚至宰相领导下的官僚系统也会碍手碍脚。
为了越过这些制度性障碍，刘彻启用了一个由宦官、侍从、外戚、尚书（汉初的尚书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等亲信、近臣组成的 内朝 ，将作为正式权力系统的 爱久久小说下载网外朝 撇在一边。
从名分上来说，内朝成员并无执政大权，有的还不是朝廷的正式官员，但他们被皇帝托为心腹，预闻政事，隐权力极大，足以与外朝分庭抗礼，甚至凌驾于外朝之上。
不过，内朝官权柄虽重，但终究是 偏房 ， 妾身未明 ，缺乏名分所赋予的合法性，只能完全附依于皇帝私人的关系网络，这也使得内朝系统十分便于君主操纵指挥。
刘彻因此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君主独裁。
然而，刘彻始料不及的是 偏房 也可能变得位高而权重，尾大不掉，不受人主控制。
刘彻在世时，尽管擢用外戚近臣，毕竟还能操控局面，刘彻死后，西汉终于无可避免地出现外戚擅权干政之祸，最终葬送西汉政权的大司马王莽就是外戚。
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光武帝刘秀承汉祚、建立东汉政权后，鉴于之前大司马篡权的乱象，设 尚书台 架空三公之权，一切政令皆经尚书台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时人称 虽置三公，事归台阁 ， 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
其手法如出一辙，都是在 正室 之外另立 偏房 ，借操纵 偏房 实现朝纲独断。
后人评价 两汉政出于二 ，也就是说，汉代的权力结构是复式的，一个正式的权力系统加上一个非正式的副权力系统。
政出于二 是两汉权力结构的最大弊玻同刘彻创建内朝一样，刘秀设立尚书台这个副权力系统，本意是要摆脱正式权力系统对皇权的约束与威胁，然而，历史的闹剧总是再三重演， 偏房 一旦羽翼丰满，就不是人主所能操控的了。
刘秀死后，他留下来的尚书台机构并未能阻止权臣对刘汉政权的篡夺，东汉后期，外戚、豪族等权臣以 录尚书事 之衔入主尚书台，垄断了朝政。
建安元年（１９６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迎回汉献帝，第一件事就是让献帝赐予其 录尚书事 之权。
而君主要夺回权柄，就扶植宦官建立一个副权力系统，东汉后期的政局，基本上就是外戚、宦官轮流专政。
东汉皇室与权臣的明争暗斗，以后者取得最后胜利而告终：东汉天下被门阀士族瓜分、颠覆，其后，唐代君主为限制正式官僚系统之权，防止权柄下移，也另立宦官参与朝政，但是这个副权力系统就如一道不可逆的程序，一经启动即无法制止。
晚唐的宦官，权势越来越大，不仅架空正式权力系统，连皇帝的生杀废立都操在其手中。
相对而言，到宋代才有了对正式权力系统的尊重，宋代少见地没有形成副权力系统，女宠、宦官、外戚、皇室秘书、幸臣等隐权力集团大体上都受到遏制。
即使是贵为天下主权者的君主，对于政事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
南宋时，内廷国手赵鄂有一次向宋孝宗跑官要官，但官职非皇室私器，随便予人是有违政制的，因此赵鄂的意思是要孝宗法外开恩。
宋孝宗答复： 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
让他去央求宰相，可是宰相 坚执不从 ，并且表示： 纵降旨来，定当缴了。
孝宗唯有一声浩叹： 书生难与他说话！
赵鄂终日陪皇帝下棋，与孝宗关系极好，按说是颇有隐权力的，但宋代比较健康的权力结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隐权力，连皇帝也不敢肆无忌惮地破坏这个权力结构。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赵宋的天下被蒙古人忽必烈 共 掉之后，君主对正式权力系统保持尊重的权力格局不再出现，大宋也难逃 共 天下的圈囿。
至明清又出现了与宰相、太监，与胥吏共天下的难堪局面。
从汉代一路看过来，不难发现：另立 偏房 架空 正室 之权、借重隐权力集团钳制正式的官僚系统，正是历代君主搞独裁的不二法门。
皇帝之所以要煞费苦心地对付官僚系统，是因为从汉唐至明清，在完成政治现代化之前的中国，对君主独裁权力构成最大制约的不是民主、宪政，而是一个复杂、完备、科层化的官僚系统，因为权力在科层化结构中流动，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规范性、程序性的规制，科层化越高，权力受到的规制就越大。
如果把权力比喻为流水，科层化结构就是管道，约束着流水的横冲直撞。
权欲旺盛的雄才之主当然难以容忍这些管道分流了权力，于是绕过正式的权力管道系统，利用亲近的私臣组建非正式的简陋的权力容器，因其简陋、非正式，也就更便于人主操纵。
但是，这些临时性质的权力容器难免会慢慢固化、复杂化，甚至变成正式权力管道的一部分，又反过来分化了独裁权力。
换句话说， 偏房 掌权日久，往往又会演化成 正室 ，如汉代的尚书，原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到了唐代则是名正言顺的宰相机构。
后世的君主为 尽收威柄，一总事权 ，又另设一个易于指挥的权力容器，然而，时过境迁，又重蹈前代 偏房 坐大之覆辙。
历史简直给独裁者下了一道反复发作的恶咒。
那些叨念着 大权不可旁落 的独裁者不会明白这样的道理：分散在复杂管道的权力尽管不易为君主任意摆布，但颠覆性不高，因为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敢逾越名分的界限，并且受到程序性与规范性的限制；相比之下，摆脱了科层束缚的隐权力虽然便于指使，但一旦失控则如洪水决堤，一发而不可收拾。
西汉刘彻置内朝捋夺宰相之权，但后来内朝的外戚不仅把持朝政，而且颠覆了西汉；东汉刘秀将三公闲置，倚重尚书台，但尚书台的领袖最后竟可以 挟天子以令诸侯 ；明代的朱元璋干脆废了宰相，启用内阁，但内阁体制却培养出 九千岁 的权力怪胎。
人主欲借 偏房 尽收权柄，殊不知，高度集中的权力更容易被亲近的隐权力集团假借、窃取，只要人主软弱、荒怠，立即太阿倒持，授人以柄。
我们姑且称之为 偏房的陷阱 。
这也是为什么历代一再发生近臣乱政的根本原因。
郭嵩焘认为 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 ，其实，独裁者哪能容忍权力被分寄？只是他们缺乏历史的眼界，看不到独裁的陷阱，最后与 偏房 共天下，乃至被 偏房 毁了天下，也是咎由自龋原载于《百家讲坛》２０１０年第５期，原题： 皇帝为何要与 偏房 共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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