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为什么对温玉成如此亲热？
2005年1月13日的《南方周末》刊登了《温玉成“文革”沉浮录》（以下简称《温文》），对温玉成在“文革”期间令人费解的大起大落的经历作了记述和剖析，特别对他后期的不幸遭遇深感不平。
“文革”前的温玉成并无很大名气。
他是1955年全军第一次授衔时的175名中将之一，在1960年代初广州军区的副司令员中，他名列第五。
不料在“文革”初期他却突然“蹿红”：1967年底到北京任副总参谋长，仅3个多月之后便又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接着又成了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迅速成为政治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新星。
然而，在1969年4月召开的“九大”上，本以为可以稳稳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温玉成，却被莫名其妙地排除在外。
他是12名“碰头会”成员中惟一没有进入中央政治局的人。
一年后他又被贬到成都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
据有的权威人士透露，温玉成的失势、遭贬，是因为关键时刻没有拉他一把。
然而，更让温玉成料想不到的是：“九一三事件”之后，他却又被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遭到审查，一关就是5年有余！
温玉成的曲折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期间那段极不正常的。
通过对温玉成这段经历的剖析，有助于人们以史为鉴，举一反三。
但是，《温文》却犯了写史之大忌，它回避史实，为尊者讳，把温玉成写成只因“对政治一窍不通”，“不会投机取巧，不会见风使舵”，因而“被利用、欺侮”的无辜受害者。
据悉，此文作者是一位30多岁的年轻人，其生也晚，对温玉成可谓素昧平生。
依他的条件，写这类反映复杂政治历史情况的文章，本应十分谨慎，广泛搜集资料，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慎重取舍。
而他显然是轻信了某些一面之词，便轻率下笔。
温玉成是1957年底同李天佑上将一起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广州军区的，李任第一副司令员，温任参谋长。
到1967年底，温玉成调总参工作，在广州整整10年。
这期间，我先后任军区司令员秘书、作战参谋、办公室秘书科领导。
这几个岗位，都同军区首长有密切接触，因而对温玉成的情况比较熟悉。
《温文》提到的几件大事，除他到北京后的个别事件外，我或是参与者，或是目击者，按过去政治运动中的提法，我属“重要知情人”。
这里试就《温文》中提到的几个主要问题，指出其谬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温玉成与黄永胜关系密切异乎寻常
《温文》于多处提到温玉成与黄永胜的关系，说温一到广州军区，便“因黄永胜为人霸道、作风蛮横，两人在工作中产生了较深的隔阂”，此后温玉成处处受制于黄。
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温文》说温玉成与黄永胜是“四野老战友”，错了。
黄温二人早年虽同属中央红军，以后又都在第四野战军，但二人却从未搭过班子。
黄永胜对温玉成并不了解。
1957年11月，黄在北京开会，总政治部送来一玉成的简历表征求意见，把即将从军事学院毕业的温玉成分配到广州军区工作。
黄永胜在“意见”栏写下了“听说此人很懒，建议不要分到广州工作”。
但是总政没有采纳黄永胜的意见，一个月后，温还是分到了广州军区。
而更让黄永胜没有想到的是，经过一段时间，他发现温玉成并不懒，而是干劲十足，作风泼辣，工作中还常有独到见解，加之他又对黄永胜异常尊敬，黄永胜十分欢喜，对温大加倚重，其权力竟然超过排在他前面的几位副司令员。
温玉成由此在军区领导班子内颇为孤立，同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李天佑关系尤为紧张，曾多次当众对李顶撞。
李天佑过去曾任号称“万岁军”的第38军（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军长，论资历，论战功，都在温之上，军区机关干部对温颇有看法。
当时有一种说法：在广州军区，温玉成眼睛里只有一个半人，“一个”是黄永胜，“半个”是以老谋深算著称的军区政委刘兴元。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强调突出政治，一时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地位至高无上。
温玉成却我行我素，对此漠然处之。
1960年代初，台湾的P－2V夜航电子侦察机经常窜扰大陆，危害很大。
解放军航空兵和高炮部队都把打 P－2V作为首要的战备任务。
温玉成公开讲：“什么突出政治？你能把 P－2V打下来，就是突出政治１很多人认为，这不就是早被毛泽东批评过的“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吗？在处理司令部与政治机关的关系问题上，温玉成也有一些很不利于团结的言行。
军区政治机关不少干部对温十分恼火，说他“什么思想都有，就是没有毛泽东思想；什么作风都有，就是没有‘三八作风’”！
这种不断积累的不满情绪，终于借“文革”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之机而爆发。
温玉成很快成为军区机关鸣放和大字报的众矢之的。
1966年8月15日晚，军区政治部上百名干部，手持质问温玉成的大字报，涌入军区司令部大院，“勒令”温玉成接受并朗读大字报。
司令部的不少干部，也表示支持政治部干部的“革命行动”。
此时司令员黄永胜正在北京参加中央全会，这些干部便派代表向政委刘兴元请愿，要求“罢温玉成的官”。
群情激愤，众怒难犯，刘兴元首先肯定了大家的革命热情，然后又表示他无权罢温玉成的官。
不管代表们如何施加压力，刘兴元始终没有松口。
这次行动，以后被称为“八一五事件”。
关键时刻还是黄永胜和刘兴元向温玉成伸出援助之手。
刘兴元和在北京的黄永胜都连夜向中央军委报告了8月15日晚间发生的问题，讲了他们的意见。
第二天，传来了林彪的指示，对行动提出了批评，特别指出：要防止有人借机“捞一把”。
后面这句话分量很重，很多人都被“震”住了。
对刘兴元没有同意罢温玉成的官，林彪说“刘兴元同志是有原则的”。
对温玉成，则肯定他“大节是好的”，而且说“温玉成同志是有干劲的”。
“有干劲”是林彪选拔干部的重要条件之一，林彪的指示保了温玉成。
1967年1月底，军队奉命全面“支左”；3月1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下令广州军区对广东省实行军事管制，黄永胜任省军管会主任。
黄永胜要温玉成以主要精力帮他抓地方的“文革”。
1967年6月上旬，黄永胜委派温玉成偕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和军区空军司令员吴富善，赴北京向周恩来请示对当时正在发展的港英当局镇压香港工人事件的斗争方针、策略，并汇报广州地区“文革”情况。
从上述一系列活动中，谁能看出温玉成在广州军区同黄永胜有什么“较深的隔阂”、“搞不到一起”？
黄永胜保荐温玉成当了副总长
《温文》称：温玉成是经“元帅推荐”，“毛主席一锤定音”，到北京任副总长的。
这说明作者全然不了解当时的历史和中央高层人事情况。
岂不知，当时叶剑英正因被打成“二月逆流”重要成员而处境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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