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宗曾发自肺腑地感谢郭子仪：“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李光弼也备受后人推崇，被称为“战功推为中兴第一”。
郭子仪出生于公元697年，是一个典型的官二代，父亲历任各地刺史。
他本人也长得仪表堂堂，“长六尺余，体貌秀杰”。
依靠自己的天赋和良好的家庭教育，郭子仪在武则天时期就高中武状元，公元749年就官居三品，成为武卫大将军。
李光弼同样出身名将之后，父亲是左羽林大将军李楷洛。
他比郭子仪小11岁，出生于公元708年。
但他同样少年成名，不到20岁即被任命为左卫亲府左郎将，封云麾将军。
如果没有安史之乱，也许郭子仪和李光弼就会在这样的官场上富贵但略显乏味地度过一生。
但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彻底地改变了两人的人生轨迹，也让郭、李两人在乱世中尽显英雄本色而名垂千古。
在平叛“安史之乱”中，两人尽展平生军事才华，挽大唐帝国于将倾。
郭子仪大战河北，收复两京，抗拒吐蕃，单刀赴会，智退30万回纥敌军;李光弼出奇制胜，取得常山大捷，和郭子仪、唐肃宗会师灵武。
而后又以少胜多，在太原完胜叛军。
此后两人同心协力，经过7年鏖战，成为李唐江山的最后守护者。
不过，这样的两个人，他们的结局却大相径庭，这是怎么回事呢?
郭子仪在平叛“安史之乱”后，继续执掌兵权，统领天下兵马，直到85岁才溘然长逝。
史书对他的评价是“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
而李光弼却在平叛之后的第二年就郁郁而终，只活了57岁。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郭子仪极富政治智慧，而李光弼却是政坛低能儿。
郭子仪对皇上惟命是从，忠心耿耿。
天宝十四年，当“安史之乱”爆发时，唐玄宗下旨郭子仪率朔方军平叛，郭子仪二话没说，起兵讨伐安禄山;至德元载，正当郭子仪在河北取得节节胜利，欲直捣范阳时，唐肃宗在朔方的一纸召唤，郭子仪当即率5万兵马赶赴朔方。
相州之战后，唐肃宗将失败的罪责让郭子仪一人承担，罢免了他一切军权，赋闲京中。
唐代宗即位后，听信谗言，再罢郭子仪兵权，让他督建皇陵。
面对这些飞来横祸，郭子仪泰然处之，毫无怨言，仍对皇帝忠心不二。
面对皇上的赏赐时，郭子仪深谙为臣之道，只接受财物，力辞官位。
它曾不止一次地上奏辞掉官职，特别是对“太尉”和“尚书令”的封赏，郭子仪坚决不受。
而代宗赏给他的美女、珍宝，他却欣然笑纳。
他还在生活上极尽奢华，“侈穷人欲”，目的就是要让皇上放心。
郭子仪对同僚谦让有加，尤其不得罪小人。
大宦官鱼朝恩对郭子仪羡慕嫉妒恨，经常在代宗面前诋毁他，甚至在背后找人掘了郭子仪的祖坟。
郭子仪也心知肚明，但他却对代宗说：“臣久主兵，不能禁暴，军人残人之墓，固亦多矣。
此臣不忠不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
”
鱼朝恩还别有用心地宴请郭子仪，部下都劝他不去，但郭子仪却独自赴宴，不带一个侍卫。
郭子仪的宽容，让鱼朝恩佩服得五体投地，流着泪说：“非公长者，能无疑乎。
”
实际上，郭子仪和李光弼早年也有矛盾，“不相能，虽同席不交谈”，这个矛盾是由各自的上司引发的。
但郭子仪为国家社稷计，在“安史之乱”爆发时，主动向肃宗举荐了李光弼，可见郭子仪的胸襟和大度。
反观李光弼，政治眼光短视，情商也显得很低。
公元757年，李光弼奉命前往太原任职时，御史崔众迟迟不肯交出兵权，李光弼当即将他缉捕下狱。
适逢钦差前来宣旨，擢升崔众为御史中丞，但李光弼公然抗旨，“今只斩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斩中丞;若拜宰相，亦斩宰相”，坚持斩了崔众。
在邙山之战中，仆固怀恩不听李光弼的劝告，将军队列阵于开阔地带，史思明乘机大败仆固怀恩，直接导致邙山战败。
李光弼重惩了仆固怀恩，由此导致两人心生怨恨。
太监程元振、鱼朝恩也曾屡次诽谤李光弼，但李光弼却采取了回避的方法。
公元763年，吐蕃军攻陷长安，大兵压城之际，代宗数次下旨命李光弼救援，李光弼竟拥兵不救。
尤其是来瑱因遭程元振谗言被杀后，李光弼更是不敢入朝，由此遭到代宗猜忌。
正是由于两人迥异的性格和政治眼光，才导致不同的人生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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