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现代海外华人经典丛书》。
该丛书精选并印刷了20世纪上半叶出版的近百部中国研究翻译作品。
这也是一部自1949年以来在中国没有重印的学术著作。
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已经过时，尤其值得商榷，但作为中国学术史的一部分，它是不可忽视的。
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重印了该系列的序言。
这是《现代海外汉学经典丛书》的“古典文学与语言”丛书的序言。
当前标题由编辑起草。
《新青年》出版的文学改革与文学革命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黄金时期。
从清末的白话文运动到民国初年白话文作为现代国语的确立，汉语即“汉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中国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新文学”是白话文学或民族语言文学的出现，并对其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因此，现代汉语和文学从一开始就像双胞胎一样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当然，白话文和白话文学的兴起有不止一个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从“边缘”到“正统”的漫长道路上，它们受到了外国语言和文学的刺激。
这不仅包括现代汉语对“外来词”的吸收和新文学对外国文学的模仿，还包括引进欧洲、美国和日本的方法来研究汉语和文学。
本研究不仅针对现代汉语和文学，也针对古代汉语和文学。
随着汉语和文学本身的演变，语言学和文学界的这些变化实际上是各个领域汉语学习的现代转型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建立现代汉语学习的基矗随着东西方国家从概念到方法、从文学到阐释的全面开放，大约在1930年，中国的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也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
在这个黄金时代，中国学者在传统知识的基础上，吸收外国的方法和结论，取得了许多学术成就。
正如王力所说，当时的语言学“总是以学习西方语言学为目标”，文学研究也是如此。
因此，为了解释这个学术的黄金时代是什么样的，它是如何形成的，有必要了解一两个当时的外国汉学，尤其是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汉学书籍。
在语言学方面，自西方语法传入马史《文通》以来，高本汉可能是中国最有影响的语法学家。
从1927年的《左传真伪考辨》到1972年的《汉语音韵大纲》，他的汉语语言学著作几乎全部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包括香港和台湾。
据说，钱早年在他的音韵论文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之前，就已经把其中的几页当作教材带去上课了。
《中国语言学研究》的译者何长群曾说，所有在语言音韵学方面取得成就的学者都借鉴了高本汉。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
在文学领域，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日本汉学家的作品翻译和出版最为频繁。
这可能是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日本汉学家一般都有很好的汉学基矗明治维新后，他们在中国之前接受了欧美的思想、文化和学术。
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促使日本汉学家产生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日本学者的作品，如吉美健一郎、铃木虎雄、本田诚志、青木正树、明仁、美凤和欣。
这些涉及中国古典文学、艺术、思想等领域的讨论，既有东西方的优势，也更容易为中国学术界所理解和认同。
因此，日本的研究范式一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批评史、艺术史、哲学史等学科领域相当流行。
谈到外国汉学的影响，我们不得不提到外国汉学作品的翻译和出版，这些作品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数量众多，速度很快。
例如，1932年在史天干的帮助下撰写的《欧洲汉学研究》和1934年的中文译本就是典型的例子。
当然，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普遍要求跟上外国汉学的潮流，但不要忘记，这些汉学著作的译者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信使”角色。
在这里，也许没有必要重复由赵元任、罗昌培和方桂丽的黄金组合翻译的高本汉的《汉语音韵学》的故事。
不必解释，高本汉作品的大部分译者，如张士禄和何长群，也是很好的专业学者。
即使是最早的《左传真伪考辨》也是在胡适的推荐下，由当时著名的陆侃如和卫聚贤共同翻译的。
在陆侃如看来，他们的翻译和介绍是为了“在东海和西海相互印证”(翻译后记)。
值得一提的是孙觉，他翻译了许多日文书籍，不仅仅是汉学著作。
孙1924年赴日留学。
他最初学习德国文学，但很快就翻译了铃木虎雄的《中国古代文学论文集》、长泽闻库的《中国文学概论》、本田的《中国古典史》和纪岛健一郎的《中国文学通论》。
他的兴趣完全转向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
在各种书籍翻译的序言中，他谈到了中国的口号和成就不如日本的观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史)，以及他想如何用翻译让人们看到他在一个被我们抛弃的文学花园里的情景(中国文学演讲的介绍)，还谈到了本田对孔子的“另一种方式”的理解，这可以为中国学者所用(中国古典史)。
判断当时中日学术界的状况可能是他翻译此书的动机。
据说他在1928年回到中国教书后，仅仅几年就编辑了几百万字的书。
有人说他涉嫌抄袭日本人(彭燕郊的《关于孙觉作品的那一代》)。
这也说明了他心目中的日本学不仅仅是汉学。
当然，据赵·说，他翻译的铃木虎雄和长川古文仍是“对中国文学的一大贡献”(《文人记·文人印象·孙觉功》)。
青木著《中国现代歌剧史》，王家禄译。
另一个非常勤奋的日语文件翻译是王家禄。
王家禄1920年去日本学习英语，1926年回国后还教英语。
然而，他翻译的日文书籍涉及的话题非常广泛，涉及小说与经典、语言与文学、民族与对外关系等，不仅有讨论，也有考证。
由于他对日本学术界的追踪是与他对中日关系的观察联系在一起的，他在1931年翻译了田中真纪子的《中国西学史》，1934年编辑了傅斯年等人的著作，1936年编辑了《中国近代日本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也许他翻译的最著名的文学作品是青木的《中国现代歌剧史》。
吴梅一直称赞他在翻译方面的专业态度，即“青木引用的所有书籍都一一核对”，所以他“可以成为青木的朋友”(前言)。
1956年，他写信给青木正义，补充说，该书不仅赢得了“我国各方面的高度重视”，而且还被选为“中国文本”和“中国歌剧”中的“百科全书苏联”的六大类，包括王国维的“宋和元曲考试”。
这表明翻译本身已经成为经典。
这一次的翻译很可能为他来到日本收集古代小说和戏曲并最终成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专家铺平了道路。
(来自汹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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