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联合国指定虎门烟雾结束后的第二天为国际反毒日。
鸦片问题是中华民族的生死问题。
民国时期鸦片问题的严重性甚至超过了林则徐的一生。
林则徐死后，鸦片问题非常严重。
不仅红粘土和清膏(都是鸦片)不断进口，而且国内鸦片土壤(也是鸦片的别名)充斥市常毒品泛滥的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国家秘密贩毒。
帝国主义利用在中国的特许特权和内陆航行特权将毒品制造和贩运机构扩展到整个中国。
上海是他们公开销售鸦片的主要基地。
英国怡和集团垄断上海鸦片贸易已有30年。
销售范围包括长江流域的所有地区，总销量约为100万箱(每箱1000两)。
此后，沙宣和胡同外国公司也相继成为英国在上海的主要鸦片销售基地。
沙宣和哈萨克斯坦出售印度土(印度鸦片)，一般分为两种类型。
一个叫“大土”，潮州叫“红板”，每个重3磅，包在烟叶里，黄色和黑色，形状像一个足球。
质地柔软，主要适用于贵族和官僚。
在民国初年，价格高达每秒3-4元。
另一个叫“小土”，潮州叫“加尔加达”(加尔各答的假声)。
它是以在印度加尔各答生产而命名的。
每只重1磅，黄色和黑色，质地较大，土壤坚硬，质量稍差。
最高价格是每两个2元。
英国垄断了上海的鸦片市场，引起了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觊觎和嫉妒。
美、法、日等国联合抗议，并在报纸上揭露英国在上海租界公开出售鸦片。
他们还呼吁国际禁毒协会。
英国不得不在上海的英国租界宣布禁烟。
土坑和烟草店立即挂上了所有的招牌，门口的印度警察巡逻队也撤离了。
警察巡逻队也不时派出警察巡逻队和突击队。
看来禁烟是严肃的，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事实上，这些都是行为，为了掩饰和宣传的需要。
香烟店的招牌被折叠起来，生意保持不变。
巡警被撤职，换成了便衣巡警。
对巡逻队的突袭是事先“通知”的。
美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强烈抗议英国在上海公开贩运鸦片，它们也是邪恶的贩毒者。
日本抓住机会从伊朗装运大量波斯鸦片。
这种鸦片用红纸包着，呈长方形，叫做“红土”。
每片重1磅，价格比印度土低，但毒性比印度土大，吸入会引起便血。
由于红土毒性很大，在上海无法与印度的土壤竞争，日本帝国主义大大降低了红土的价格。
印度土壤的“公共等级”每两天卖3到4元，而红土只卖30到40美分。
日本人也去大陆开拓市常东北和华北各地的鸦片贸易都被日本人垄断了。
大连是他们卖鸦片的大本营。
长江沿岸的省份也是日本推广鸦片的地方。
印度土壤最终未能与红土竞争，并逐渐进入衰落阶段。
看到英国和日本从中国贩卖鸦片中攫取了巨额资金，一些法国毒贩变得眼红，他们以安南(越南)为基地，将鸦片运往广州湾(湛江市)、香港、澳门、上海等地。
在中国的鸦片市场，美国毒贩是后来者。
然而，它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与控制中国鸦片市场的英、法、日帝国主义者竞争。
美国的毒品贩运生产和销售更多有毒和有利可图的毒品，如吗啡和海洛因。
吗啡是鸦片中的主要生物碱，约含10%的吗啡。
海洛因是吗啡的衍生物。
这两种药物易于使用，是吸烟者的首选，尤其是上层吸烟者。
美国毒贩利用它们打破了英国、法国和日本对中国鸦片市场的垄断，并“重回巅峰”
受美国制造吗啡和海洛因的启发，日本帝国主义使用吗啡和糖精制造“红色药丸”，并在整个东北地区销售。
大连是红丸的生产中心，红丸被运往上海，然后销往长江流域。
抗日战争期间，红色药丸淹没了日伪占领区。
民国时期，中国的药物滥用几乎失控，中华民族深受其害。
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人民在短短几年内禁止了毒品，赢得了禁毒战争，创造了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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