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活军的出现和存在，充分见证了那个历史大动荡时期的悲壮与凄凉。
在十六国时期，北方战场上曾经活跃着这样一支特殊的部队乞活军。
说它特殊，因为它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特殊产物。
部队的组梦立方成既不属于官方招募，也不是民间自发，却又兼具官方、民间两种特质，它是由官方组织起来的集体流民，是流民中团结力最强、活动范围最广、历时最长久的队伍。
乞活，即为乞求活命之意。
乞活军为了解决最基本的吃饭和生存问题，四处游动作战，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它的形成源于流民的泛滥。
流民，在中国历朝历代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过。
因为战乱或饥荒，百姓无法生活，于是成群结队的流徙他乡。
流民不同于移民，移民辗转迁徙后会定居下来，有最终的目的地；它也不同于徙民，徙民是官方有组织的迁徙。
而流民在形式上表现得更为松散，常常居无定所，多数时间处于流动状态。
流民在十六国时期，更是司空见惯。
北方连年战乱，加上瘟疫和自然灾祸，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都受到严重挑战。
如晋惠帝永兴二年（公元３０６年），，以致，老鼠、野草都吃，饥荒程度可想而知；永嘉四年（公元３１０年），（《晋书》），其状也是惨不忍睹。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饥饿足以让人崩溃，而做出任何不可思议的事情，许多地区出现、（《晋书》）的人间惨剧。
天灾无法避免，人祸也时有经常。
以并州（今山西北部）为例，当时，到处是强盗和兵乱，根本无安全可言。
环境则是（《资治通鉴》），残败如人间地狱。
生存受到威胁，人们不得不四处流徙，以寻求平静的避难之所。
然而，乱世之中，平静只能相对而言，即便有如仇池国那样的（仇池国的情况后面有专章记述），也不足以容纳天下百姓，多数人还是过着朝不保夕的流亡生活。
事情总是相辅相成的。
乱世出流民，流民扰乱世，形成恶性循环，也形成这一时期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朝廷和地方政府也曾试图解决，想了很多办法，或将流民迁回原地，或者组织安置。
但是乱世纷争，流民太多，遣送起来十分困难。
而安置措施也很难到位，特别是少数民族大举涌入中原，地方政权尚且朝夕不保，根本无暇顾及到流民。
所以当时流民之多、遍布之广，达到了旷世空前的境况。
流民所到之处，势必受到排斥，因为哪里都缺粮食，所以冲突也就无处不在。
如（《晋书》），还有（《资治通鉴》）。
就是当时情形的真实写照。
为防止流民哄抢，各地纷纷组织武装防范。
而流民受到攻击，就要自卫，也逐渐自发形成了自己的武装。
如，（《晋书》），（《资治通鉴》）。
有的还建立了割据政权，最典型的，要数巴氐人李氏建立的成汉政权（为十六国之一）。
这些流民武装在客观上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在这种情况下，乞活军也应运而生。
其中最活跃、历时最久的便是燕王司马腾的一支。
西晋末年，，饥荒加上兵乱，以至于（《资治通鉴》）。
无奈之下，州将田甄、李恽、薄盛等人，便将流民组织起来，，跟随司马腾到冀州（今山西南部、河北西南、河南东北、山东西部）谋食，这支队伍便被称作乞活军。
他们这样做最起码有两个好处：一则将流民收编，使这些人有所依靠；二则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武装，便于谋食。
没有财产住所，只为活命乞食，这样的部队打起仗来无后顾之忧，十分勇敢强悍，成为司马腾麾下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
乞活军的主要战事，基本上是与石勒之间展开的。
八王之乱时，司马腾镇守邺都（今河北临漳县境内），曾与成都王司马颖相攻击。
司马颖死后，汲桑和石勒（曾是司马颖的旧属公师蕃的麾下，当时的石勒还没有发迹。
）为司马颖报仇，攻下邺都，杀掉司马腾，焚城而去。
乞活军又在田甄、田兰等人的带领下，替司马腾报仇，在乐陵杀了汲桑。
其后乞活军内部由于政见不合走向分裂：一部分在李恽、薄盛带领下，投靠了东海王司马越。
司马越死后，部众分散，李恽率乞活军逃至洧仓（河南许昌东），与石勒军队进行过多次征战（此时的石勒已是前赵的大将），也让石勒吃了不少苦头，如（《晋书》），但这支乞活军终究还是为石勒所灭；另一部乞活军由田甄率领远走上党（今山西长治一带），石勒付出很大代价才将其打败，其中陈午一部投降石勒，后又反叛石勒南走江淮，投靠了东晋。
这支活跃在中国古战场上的，辗转存活了百余年，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成为十六国时期流民武装的一个特例。
为了粮食，为了生活，为了自保，他们不得不卷入到战争的行列，也彰显出那个时期流民的困苦与无奈。
一个字，一个字，我们从中能读出那个时代所有流民的凄惨和不幸。
乞活军的出现和存在，充分见证了那个历史大动荡时期的悲壮与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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