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批归化蒙古人，在并不直接与长城防线接壤的固原发生叛乱。
已经被内地民变搅的焦头烂额的明朝，用半年时间才将其平定。
当时的明朝军队，非常依赖蒙古军户所提供的精锐。
所以，这次叛乱在性质上就和当年唐朝的安史之乱类似。
但因为各种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这场事变也注定无法造成几百年前那样的爆炸性效果。
大明朝的蒙古归化政策
早期14世纪后期，明朝在建立的过程中就大量吸收元朝留下的蒙古技术与军人队伍。
明军使用蒙古人输入的回回砲攻克城池，穿戴着蒙古式甲胄去攻略四方。
凡是愿意归降新朝的蒙古军户，也被朱元璋等明朝初代领导人所高看一眼。
在内地，明朝效仿元朝的旧制度建立安置军户的卫所。
同时，在每个卫所内都安排了投诚的蒙古士兵。
由于害怕他们因人数分散而被同化，甚至特别将其编组为独立的“达军”。
这样，一直到燕王朱棣作乱的靖难之役，南方各地的明军还能凑出超过万人的大规模骑兵部队。
后来，这些人迅速没落退化。
明朝又将之后招降纳叛的蒙古人和中亚色目人安置于内地，从卫所军户到锦衣卫地方分支机构，可谓应有尽有。
在边境，明朝首先设立了多个蒙古人归化口岸。
一方面作为抵御北元残余势力的堡垒，一方面也尽可能多的吸纳新一批蒙古人南下为自己当兵。
而从朱元璋得天下的时代开始，就有成建制吸纳元朝地方部队的传统。
一些在西北散领地内的蒙古部族，在城投后被直接授予了世袭官员身份。
根据不同情况，给予不一样的优惠政策。
既有分布在河西甘州的蒙古人卫所，也有宁夏固原的自治部落。
尤其是后者，不仅可以继续在规定的区域内放牧，还因为承担军役而免于徭役。
在明朝当局看来，这已经是他们能够给予规划人的最高待遇。
其部族的首领，实际上保留了全部的内在权威。
实际权益等同于西南土司或边境外的内附部族。
尽管没有哈密王那样的高阶册封，也足以为怀柔政策而感恩戴德。
但凡事皆无绝对。
被编户齐民郡县和军户卫所包围的小块牧区，实际上很难养活足够的部族人口。
尤其是固原本身所处的河套地区，自唐末开始就遭遇了持续性的环境恶化问题。
而当地经济在更早之前就仰仗于来自中亚和草原的商队贸易。
但明朝偏偏用众多卫所与关卡，阻挡了大部分以正规渠道进入内地的外国商人。
这无疑是对内地蒙古保留区的严重经济打击。
结果，慢慢恢复人口的蒙古归化部族，就不可能靠在一亩三分地上放牧来维持生计。
他们经常同周围的贫困郡县进行小型走私活动，或者冒充入关的蒙古人来打秋风。
最后，甚至于吸纳逃离郡县的农民来为自己耕作、放牧。
更有人期望有机会突破边境封锁，同蒙古高原的远亲们建立联系。
固原的叛乱就是基于这种背景发生的。
内忧外患的时局
当然，仅仅固原一地的矛盾是不足以引发大规模叛乱的。
但处于明宪宗治下的王朝，在当时已经暴露在各种内忧外患之下。
明朝在各地的驻军也是疲于奔命，旧的社会结构出现了严重漏洞。
首先是在边境上，因蒙古入侵和人口内迁也造成的关外空虚，已经因明朝建立后的人群回流而发生变化。
初步完成组织重组的蒙古、女真两大族群，开始频繁的与明朝边军发生冲突。
尤其是地盘广大而派系众多的蒙古地区，已经有了瓦剌南下的重大事件。
明宣宗的老爹英宗皇帝，就因此当过蒙古军队的“座上宾”。
到他的儿子主政时，连东北方向的女真也开始闹腾起来。
宪宗皇帝一面用边军抵御，一面要求朝鲜派兵支援。
这也成为了明朝历史上首次使用属国军队助战。
其次是在内地，明朝的贸易封锁和经济管控，让很多地区出现了大规模民变。
相比此前几代人所遇到的小型起义，明宪宗几乎是同时遭遇两场大规模叛乱。
前有由西南的大藤峡事件，接着又有荆湖西北的郧县流民之乱。
前一场危机爆发于广西，牵涉到广东、湖南、贵州等地。
后一轮事变源自荆湖西北，波及陕西、河南、湖南三地，最远都辐射到直隶南部。
这就迫使明朝在这个阶段内频繁用兵。
而且与英宗时代的南征麓川和北狩土木堡不同，这些战事基本都发生在明朝内地。
实际上，以上所有问题都反应了明朝的结构性缺陷。
萧条的经济与社会的失去活力，都让明朝的管控力度下降。
很多以前可以睁一只闭一只眼的擦边球，现在就成为必须解决的要务。
否则明廷就无力维持庞大的军政体系，出现自朱棣大废地方藩王以来的最大控制力危机。
因此，受封于固原的蒙古千户满四，便被陕西的地方官要求交出藏匿人口。
而满四自己也不愿意继续被封锁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空间里忍受制度下贫困。
在这种格局下，除少量部族上层外的其余人，都在赤贫线上下徘徊。
这也是非常不利于部众继续效忠首领的不稳定因素。
当朝廷派出满四的侄子满璹去逮捕自己的叔叔，这位世代为明军千户的蒙古首领便宣布叛乱。
因为一旦自己遭难，侄子就将成为新的首领，其行为等同于篡位。
坚挺的百年古堡
满四及其部众在1468年的4月起兵后，便以固原当地的石城作为基地与避难所。
这座始建于唐朝时期的山城堡垒，曾是吐蕃帝国对外征服后的桥头堡。
在西夏立国河套的时期，也是党项人地域北宋的南部驻军要塞。
虽然从11世纪开始，石城的防御设施就没有做过任何改进，还是可以仰仗地势来成为难以攻取的坚城。
主城本身就坐落于群山之间，四周大部分地方都有悬崖峭壁保护，周围还有几座小山拱卫。
不仅筑有6-10米高的城墙保护，外面还有3米深的护城河加强防卫。
进入城市的唯一方法是一条小路仅供单骑通行的小路，本身也有一座副城守卫。
满四就准备以这里为基地，同明朝的征讨军进行长期对峙。
城内的几个专用蓄水池，也让他并不担心自己被围困。
面对这次突如其来的叛变，驻扎在周遭的明军都毫无准备。
满四虽然只有4000人可以作战，但其中的蒙古骑兵还保留了先祖的灵活机动战术。
他们主动出击四方，最远甚至抵达了河西的甘州，将缺乏备战的明军都逐个击溃。
在获得物资与武器之余，也打出了招贤王的称号，在更大范围内招募加盟者。
结果，大量周围的逃亡人口都跑到石城加入他的队伍。
1468年5月，30000来自陕西其他地区的明军陆续赶到石城附近，其中也包括了驻扎在边境上的宁夏镇边军。
由于当时的明军需要在各地用兵，这样大规模的集结已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
明宪宗也从京师派出的京营参战，但还在半途中没有抵达。
陕西巡抚陈价却根本不把数千蒙古人和1万多流民放在眼里，想在援军到来前就解决问题。
陈价的自信不仅源自兵力优势，还在于叛军在当时严重缺乏武器。
除了先前的部分蒙古军户外，大量的依附人口都没有武装，更没有军事经验。
所以，巡抚大人觉得可以一举荡平满四麾下的乌合之众。
但他发现满四主动带着骑兵来向自己挑衅时，便怒不可遏的下令全军出击。
哪怕他们在前一天晚上才完成扎营，还是不顾劳累而发起强攻。
早有准备的满四，一路上带蒙古骑兵且战且退，成功的将明军带离了原本的营地。
面对幕僚的疑惑，巡抚陈价更是摆出了不能在贼人面前示弱的政治正确，强令部队追击不止。
在来回纠缠了10里之后，明军发现自己抵达了石城山下的山谷。
蒙古牧民趁机将大量的畜群驱赶过来，直接冲散了他们的队伍。
精疲力竭的明军，还来不及应付暴走的牛羊，就被尾随而至的叛军攻击。
对方仅仅使用木头棍棒，便将数万官军打的全军崩溃。
蒙古骑兵再顺势反击，将30000明军全部打散。
经过这场灾难性战斗，满四的叛军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歼灭了陕西当地的野战部队。
他还将明军中的蒙古士兵都招揽到自己麾下，并继续用轻骑兵袭击附近的残余官军。
受到他们的影响，明廷送往河西甘州前线的军粮也被劫去。
叛军势力则增强至20000人。
冬季鏖战
眼看局势失控，明廷派出御史项忠出马，带着万名京营士兵前往继续镇压。
同时还调集了陕西边境上的50000边军一同出阵。
以上各路平叛军中，不仅有装备大量火器的部队，也包括了明军每战必出动的蒙古骑兵。
1468年10月，各路明军分几路前进，避免因过于集中而被满四的蒙古骑兵偷袭。
通过这种分散部署的方式，顺利开进石城附近。
但各路部队在具体时间上仍无法做到同步，这就又给了叛军以机会。
首先抵达的延绥镇边军，发现满四已率领精锐出城迎击。
他们在不计后果的情况下发起进攻，被武装升级的叛军给迅速击溃。
这时的明军也发现，由于数目扩增过大，叛军已经无法全部躲入山上的主城。
大量的流民因野战能力较弱，被安排部署在附近山头和栈道上。
他们为了抵御进攻，也挖掘了壕沟形成新的阵地。
满四的骑兵则经常出城诱敌，再佯装战败后撤。
企图将官军引入这些壕沟密布的陷阱当中。
已经屡次因情敌冒进而被挫败的明军，则改变思路。
利用兵力优势发起分头进攻，准备拿下石城附近的各山头，形成彻底围困局面。
大将毛忠带着4000精锐边军从侧后登山，而另一位大将刘玉则从正面的山路发起佯攻。
但石城叛军的坚韧程度，还是超出了明军意料。
虽然在外围战斗中，大量流民据守的山头被明军突袭拿下，但精锐守卫的主城却始终抵抗激烈。
当毛忠率军翻过山丘，便遭到了城下壕沟的阻拦。
蒙古人从城里射箭并投下石块，打的明军抬不起头。
15世纪中期的明军，已经从一支重步兵为主的军队，蜕变为大量使用远射武器的轻步兵。
除了少许将领卫队与前排精锐还具有重装攻坚能力，其余人在强攻作战中很那发挥决定性效果。
冲锋之前的毛忠就在关键时刻中箭而死，麾下部众只能撤回山头重组。
负责正面牵制的刘玉同样中箭受伤，底下士兵险些一哄而散。
多亏带着京营督战队的项忠感到，临阵处决了一名撤退的千户，才逼着士兵返回救下了奄奄一息的刘玉。
此后，明军意识到强攻石城是没有效果的事情，便转而采取了围困手法。
先是让人捣毁了城市的引水渠，接着在周围的山头建立阵地，用各种火器进行轰击。
但根本没有攻城炮的明军，只能杀伤城头守军而无法对城墙本身造成任何损害。
期间，明军还派士兵用泥土去尝试填平护城河与壕沟，也都因为守军的反击火力而作罢。
有人建议打造攻城车，作为进攻时的移动工事。
但军中的大部分将领觉得强攻损失太大，以至于否决了这个建议。
进入11月后，转冷的天气开始让明军出现动遥但困守石城的叛军也因为水源被断绝而出现了后勤问题。
加之原本只能容纳几千人的主城，现在涌入了近万人规模的队伍，进一步加剧了自己的后勤压力。
一些叛军甚至要在晚上，偷偷溜出城取水。
明军就这样抓获了满四的心腹杨虎狸。
通过威逼利诱，官军得知叛军也急于结束战斗，甚至有向北逃入蒙古地区的愿望。
于是将计就计，准备了好了伏击作战。
果然，杨虎狸在被放回石城后，怂恿满四率军出来决战。
后者在看到明军佯装下山的举动后，迅速带精锐骑兵突围。
结果在山间小道遭遇伏兵围困，成为了项忠的阶下囚。
但城里的残余叛军，又迅速让担任过军官的蒙古人火敬成为新的首领。
在他的率领下，石城内的全部叛军在某天晚上进行了全体突围。
由于明军封锁了大部分出口，仅仅留下通往南方的道路，叛军主力便在这个方向上钻入了陷阱。
包括火敬在内的大部分人被杀或被俘。
分散突围的其他小股人马，则还有人在围追堵截之下暂时逃离山谷。
最后一小队人马，到1469年1月才被消灭。
至此，持续达半年之久的固原之乱才被彻底平息。
明军前后伤亡多达万人，战死数位中高级军官，前后动用近10万人马，才将4000蒙古牧民与1万多流民消灭。
闹不起来的新安史之乱
15世纪的世界 注定了满四的失败与无名
如果类似固原之乱的事情，早发生几百年时间，局势恐怕将会是另一番模样。
但世界整体格局的变化，注定了这场性质类似安史之乱的叛变，无法成为明朝历史上的著名事件。
同为朝廷需要倚重的番兵番将，唐朝时的安禄山坐拥的是处于黄金时代的欧洲内陆交通线。
当年的固原本身，也是丝绸之路的一个关卡和兵家必争之地。
否则也不会引得后来的吐蕃与党项人将之据为己有。
满四的先祖在元朝时也在此受封，无疑也说明了当地仍然具有战略价值。
到明军进入关中，这条国际货运大动脉的价值已大不如前。
明朝会愿意保留了当地部族，除去军事需要之外，就是判定固原并非自己必须占据的重中之重。
世界的经济大动脉已不可阻挡的移步海洋
放眼同时代的世界局势，长期的战乱与破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陆上丝绸之路的价值。
船舶技术的进步，促使更多商人将目光投向海洋。
整整两代人之前，明成祖朱棣的大国崛起就主要通过郑和的船队得到声张。
以至于后人常常会忽略，当时还有明朝使节曾数次抵达中亚的撒马尔罕与赫拉特交涉。
尽管还会有络绎不绝的商贾，尝试从甘州和嘉峪关进入西北做买卖，影响力却已经逐渐不若渡海而来的南洋同行。
这个历史进程在当时就已经如此清晰，却还是被明朝长期坚持的海禁政策给蒙上了一道纱。
至于曾经远胜河西走廊的草原-代道商路，则更因为明军的陆地封锁和蒙古高原本身的衰败而显得无足轻重。
那却是安禄山往日坐拥财富与权势的原因，也是后来的满四变得生活困苦的缘由。
明朝时的西北商路 已经不再显得十分重要
天下大势的转变，无一例外的都会影响到每个参与具体事件的个人。
满四不仅无法像过往的安禄山那样坐拥世界财富，也无法像范阳节度使那样招来众多突厥、粟特、契丹、奚部的外族战士。
他的部落和小块牧场，其实就是欧亚内陆黄金时代的最后残余。
他的身后已没有先辈所能依仗的广袤后路，所以他所能激起的震动，也就被历史记录者磨的波澜不惊。
但这样的格局衰退，对于明朝来说也未必是一件幸事。
项忠在解决叛军后，下令将石城全部摧毁。
类似的事情在明朝时还发生过多次，其结果无外乎是整个河套乃至草原局部的环境荒漠化与人口散沙化。
不愿前进而只能退缩的明军，仍旧会遭到各类蒙古部族的袭击。
他们的反击也因为自己先前的短视而成为没有根基的浮萍。
整个明朝都无法摆脱蒙古人的阴影
长期的紊乱，将给游牧交界两头的地方都带来无休止的贫困。
北面小王子、达延汗与俺答汗将层出不穷，南方的高迎祥、李自成和张献忠也必定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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