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朱高炽不仅性格文雅，而且身形臃肿，在各个方面都不类于自己，根本就得不到成祖的喜爱。
成祖心目中的君主应该像他一样，能够以武功定国，次子朱 高煦在这方面颇合他的胃口。
不仅身材魁梧，而且武功盖世，在两军阵前斩大将首级如探囊取物，更为重要的是，朱高煦曾三番两次救过自己的命。
从各方面来说， 朱高煦都深得成祖的喜爱。
可惜朱高煦恃才傲物，不满文臣放在眼里，结果作茧自缚。
在文臣的心目中，他们需要一个温文尔雅的皇帝，能够 以文治国，在他的带领下，实现他们梦想中的盛世。
面对把砍砍杀杀放在嘴边的朱高煦，文臣们一点都不喜欢他。
于是满朝文臣向成祖痛陈废长立幼之害，支持朱高 炽继位。
为了摆脱文臣的聒噪，永乐二年（1404），成祖最终把皇太子的位置给了朱高炽。
此后，虽然成祖不再被继承人的问题所困扰， 但是如何保证明朝能够长治久安，又让坐卧不安。
特别是永乐十九年，成祖突然中风，他深感自己所剩时日不多，于是不顾大臣的反对，连续三年对蒙古用兵。
为了弥补皇太子功绩不足的缺点，他把希望全部放在皇太孙的身上。
朱瞻基自幼跟随成祖长大，深得其宠爱。
成祖在永乐九年（1410）又册封朱瞻基为皇 太孙。
自永乐十二年（1414）开始，成祖就让16岁的朱瞻基随军出征，让他熟悉军务，接受战火的锤炼。
永乐二十二年（1424）， 成祖带着未能扫平蒙古的遗憾，带着对“肥仔”朱高煦的不放心，在第五次北征的路上逝世了。
忍受了近30年煎熬的朱高煦终于即位，是为仁宗。
在他和儿子宣宗 朱瞻基手中，明朝终于远离了枪林弹雨的战争硝烟，开始朝和平年代迈进，通过父子俩，勤政爱民，明朝走上了正轨，终于开创了明朝建国后的第一个盛世 ——仁宣之治。
仁、宣二帝在位前后不足11年；相对于延续了天龙八部私服kstmj270多年的明朝来说，不过只是转瞬即逝的瞬间。
与太祖、成祖相比，他们 既没有祖辈开疆拓土的气魄，也没有异域扬名的壮举，在威望、才能和治国经验上，都要相差很多。
但正是在这二人统治时期，明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作出 了一系列重大调整，一改以往注重军事的政策，转而强调以文治国，遂使明朝逐渐从创业阶段向守成阶段过渡。
仁、宣掌政之后，首先从安抚 官员入手，解决以往的遗留问题。
经历了太祖、成祖的肆意屠杀，官员们始终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处在被屠杀的恐惧中。
在朝堂上，官员们噤若寒蝉，时时刻刻要 看皇帝脸色行事，阿谀逢迎而不敢“逆龙鳞”。
这样固然让皇帝的耳根清净，却也限制了官员为直言进谏。
仁、宣二帝针对这一弊端，一改祖 辈轻辱大臣的做法，对大臣采取宽仁的态度。
仁宗继位后不久，就下令宽宥建文诸臣的家属，每家只留一名男子戍边，其余全部放还为民。
宣宗更进一步，凡是在 “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功臣家为奴”的建文诸臣的家属，通通赦免。
不仅如此，仁宗一再宣称“方孝孺辈皆忠臣”，宣宗也称他们“忠贞不已，为国良臣”。
他们都希望大臣能以方孝孺等人为榜样，为明朝尽忠。
这实际上是为昔日的政敌平反昭雪，从根本上否认了成祖的滥杀。
这些举措，为大臣们解除了后顾之忧，促使 他们甘心情愿地为皇室卖命。
与此同时，仁宗在用人上起复一批忠直老臣，如被罢免的夏原吉、杨溥等人纷纷官复原职。
历史证明，这些人后 来都成为了明朝的中流砥柱。
同时，仁、宣二帝还选任了一批贤臣。
况钟任苏州知府长达13年之久，为政清廉，一心为民。
为解决苏松地区的重赋问题，他蠲免了 各种苛捐杂税，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况钟几次升官，都因为苏州民众的挽留，而继续留任。
后官至正三品，仍任知府事。
顾佐长期任职于监察院，疾恶如仇，执法如 山，不论皇亲国戚，还是达官显贵，只要违法乱政，他都当廷弹劾。
时人把他比作为再世。
为了让这些大臣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 仁、宣二帝还鼓励大臣劝谏。
成祖晚年固执己见，听不进大臣的直言，朝政一度出现混乱的局面，贿赂公行。
仁宗继位之时，就下诏要求大臣上言时政之得失，并指 出“前世人主，或自尊大，恶闻直言，臣下相与阿附，以至于败”。
他敏锐地察觉到，正是由于言路不畅，才导致明朝没有起色。
为了促使风气的转变，仁宗特意赐 予杨士奇等人“绳愆纠谬”的图章，鼓励他们见到政事有所阙失，即用此印密疏上奏。
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宣宗时也未改变。
皇帝多次下诏，号召群臣上书谏诤， 不必有所顾虑，并指出这是报答皇恩的最好方式。
纵观仁、宣两朝，虽有个别大臣因直言进谏而获罪，但总体而言，仁、宣二帝在重大问题上还能采纳大臣的建议。
在刑法上，这个时期也改变了原来用刑过重的情况，废除了惨无人道的“宫刑”和“连坐之法”。
对于司法的公正性，也一再加以强调，要求官员要秉公执法，不得擅自法外用刑。
对于死刑的判决，更是要慎之又慎。
而对于贪污官员，则是进行严惩。
在军事、外交方面，此朝也一扫成祖好大喜功的作风。
下西洋，虽然显示了中国的富强，促使远方国度慕名来朝，但由于航行只有单纯的政治目的，带不来任 何经济效益，日益成为国家的经济负担。
正如大臣刘大夏所言：“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从实事求是出发，仁 宗在继位的诏书中，就明令“罢西洋宝船”。
军事上的穷兵黩武，也被扼制住了。
虽然永乐时期五伐蒙古，削弱了蒙古的势力，巩固了明朝北 部边防；但是后遗症也凸显出来。
长期征战，导致军费开支膨胀，不仅大量消耗了明朝有限的财力，也加重了民众的负担。
加之灾荒连年，在永乐末期，出现了民不 聊生的局面。
此外，远征安南，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军费，同时新占领的地区也日益成为中央财政的沉重负担。
当时调运粮食的总量，远远超过了对南京、北京的数 额。
就此情况，宣德二年（1427）十月，撤去了交趾郡县，恢复了原有的宗藩关系。
在蒙古问题上，也从战略进攻变为积极防御。
宣德五年四月，放弃了开平卫 （今内蒙古正蓝旗东）等边防据点，收缩战线，加强重点防御。
这一切措施，虽然使得明朝在疆域上有所缩小，却有效地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保持了边疆稳固安 定的局面。
至于经济方面，更是仁、宣二帝的主要改革领域。
永乐时期，成祖一直大兴土木。
为了营建两京的宗庙、宫殿、王府，被役使的工 匠数以万计，民众更是不可胜数。
这既导致国库空虚，又加重了民众的负担。
仁宗继位后，果断下令，停止了不必要的工程。
洪熙元年六月，还召回了所有在外采办 皇家物品的太监。
宣德元年七月，“罢湖广采木”，五年二月，“罢工部采木之役”，停止了大规模伐木。
可以说，永乐时期的劳民之举，大部分都被叫停了，转而 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
为了保证这些政策的实施，任用了一大批熟悉财政的专家。
例如夏原吉，在永乐时期主持策划了五次远征、郑和下西洋、营建北京等一系列的 后勤供应工作；仁宗一继位，即把因言事入狱的夏原吉官复原职。
正是在他的指挥下，永乐以来的国匮民穷的局面才开始扭转，逐步走上正常的轨道。
在处理流民问题上，仁、宣二帝也采取了不同于以往的政策。
永乐时期赋役繁重，民众勤勤恳恳耕种一年，到头来仍不免冻馁之忧，因此大量农民被迫四处流亡。
而成祖不仅不加以赈济，反而用严刑峻法加以惩处，强令其回到原籍。
直至仁宣时期，还有大臣采取这一暴力手段解决流民问题，如南阳府就派官吏抓捕流民，对于 那些回到原籍的流民，追征历年所欠钱粮。
仁、宣二帝并不认同这一做法，而是强调从源头上治理流民问题，对灾区及时而有效地加以赈济。
通过这一系列政策，永乐时期的战时体制终告结束，明朝重新步入正轨。
不见了金戈铁马的杀伐，也看不到了健儿驰骋异域的雄姿，疆域的拓展也就此止步，但人民 却真真正正地从中得到了实惠。
不见了猛于虎的苛政，也听不到了催粮差役的凿门声，人民终于可以过上的稳定生活。
明朝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民众的幸福，才是国家强盛的终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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