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此前已拒绝朝臣提出的迁都南京再图复兴的建议，表明这 位从来都以一代英主自负的末代帝王决心和自己的江山社稷一起被毁灭。
果然，3月19日凌晨，绝望的崇祯在煤山上吊自尽，陪同他一起死去的，除了大明二百多 年的江山，还有一个叫王承恩的宦官。
上吊前，崇祯曾在其衣襟上写下遗书：“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
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
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
将亡国之责推之于虚无缥缈的上天和手下的臣子，崇祯大约是第一个这样干的帝王。
崇祯死得确实有些不甘心： 假如他是秦二世或是隋炀帝那样日夕饮宴、纵欲恣肆的昏君，那是自作自受，怨不得人，但偏偏崇祯确实是一位的君王。
励精图治而亡国亡命，不要说崇祯 想不通，几百年来的史家们对此也没法不议论纷纷。
如同崇祯将责任推到上天和大臣身上是不公的那样，命运对待他也不公。
天命之说不足为凭，大臣误国也勉强得很，崇祯自己亦不能负全部责任。
既然有可能成为亡国之因的三条理由都证据不足，那么只能从历史的其他角度找原因了。
只能向前追溯历史。
在崇祯的先辈们那里，是不是就已注定了大明必将覆亡呢？就像一座将倾的大厦，造成它将倾的人已经走了，而崇祯运交华盖，等到他走到大厦下面时，大厦突然倒了下来。
把大厦倒塌的责任算在他头上，他当然是不服气的。
那么，到底是谁破坏了这大厦的根基呢？
是崇祯的祖父。
大历史学家黄仁宇甚至为明朝后来灭亡的最初崩溃作做精确的时间判断：万历十五年，即西元1587年。
他写道：“1586年，是为万历 十五年，亥丁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 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 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
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乃是一种高屋建瓴的概括。
如果从更细致的 方面入手，我们可以发现，大明的灭亡，的确是在万历这位有着一顶叫做“神宗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的高帽子谥号的统治者那里开始展露苗 头的。
大明王朝的生理病变，也就是在这位明朝诸帝中御宇最长的帝王中开始发生癌变并导致了最后死亡的。
这个王朝的病变，可以通过解剖历史上有名的梃击案来 细致地展现在后人面前。
疯人闯宫VS政治死结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正当北 京城的士庶都在为端午节而忙碌的时候，一个手持枣木梃的中年男子，不知怎么混进了东华门，溜到了太子居住的慈庆宫。
宫前守门的是两个鸡皮鹤发的老太 监，急忙上前去阻挡。
中年男子左右两下，几棍子就把两个老太监打得趴地不起了。
之后，他竟然从容地径直闯进宫中，一直冲到正殿前才被闻讯赶来的太监们制 服。
中年男子被慈庆宫的太监送到了刑部，经过审讯，中年男子招认说叫张差，三十五岁，是蓟州的一个无业游民，平日里以砍柴卖为生。
问到他为何要如此大胆地闯进宫内行刺，这汉子交代得语无伦次，不知所云，言语之间颇有些狂躁症的迹象。
像这种疯人闯宫的事件，历史上并不罕见，因此初审的刑部官员也就按照疯子闯宫定性，在所录供词中称“按其迹，若涉疯魔”。
如果在其他朝代，或是本朝的其 他时期，这件事到此也就算告一段落了。
但是，正如俗语所云先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
这桩梃击案，不但没有到此平息，反被炒得沸沸扬扬，纠集成一个解 不开的政治死结。
大明的病变，也就自此开始。
原来，万历共有八个儿子，但没有一个系正宫王皇后所生。
按照当年为子孙们立下的继 承规矩，应该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
《皇明祖训》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太子，天下本，豫定太子，所以固本。
是故有嫡立嫡，无嫡立长。
”“我朝建储家 法，东宫不待嫡，元子不并封。
”“元子为太子，诸王为藩王，于理顺，于分称，于情安。
”也就是说皇长子朱常洛理所当然地要成为江山的继承人。
但是，万历对 朱常洛十分冷淡，一直不肯立他为太子。
事情的由来则是朱常洛的生母只是一般宫女，当年，万历血气方刚时，偶然与她天地一家亲，一夜胡天胡地，没想到她竟为 他生下了第一个儿子。
以往的说法是，万历是一个虚荣的人，虽说他贵为天子，却无法容忍自己的皇位竟然将由一个宫女所生的儿子来继承。
相反，出身高贵的郑贵妃才是万历的真爱。
这也许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并不是全部。
现在看来，万历和郑贵妃的感情才是更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郑贵妃除了出身于名 门望族从而有了让万历满意的高贵血统外，还有朱常洛的生母王宫人在万历看来无法相比的诸多好处：“淑嫔郑氏和万历具有共同的读书兴趣，同时又能给万历以无 微不至的照顾。
这种精神上的一致，使这个年轻女人成了皇帝身边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
可以说，她是在最适当的时机来到了他的生活里，填补了他精神上的缺陷。
凭着机智和聪明，她很快就理解了命运为她所做的安排，因而抓住现实，发挥了最大的能动性，从而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
她看透了他虽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 在实质上既柔且弱，也没有人给他同情和保障。
即使是他的母亲，也常常有意无意地把他看成一具执行任务的机械，而忽视了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既会冲动又会 感伤的人。
基于这种了解，她就能透彻地认清作为一个妻子所能够起到的作用。
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但是心灵深处保持着距离和警惕，唯独她毫无顾忌，敢于 挑逗和嘲笑皇帝，同时又倾听皇帝的诉苦，鼓励皇帝增加信心。
在名分上，她属于姬妾，但是在精神上，她已经常常不把自己当做姬妾看待，而万历也真正感到了这 种精神交流的力量。
据宦官们私下谈论，皇上和娘娘曾经俪影双双，在西内的寺院拜谒神佛，有时还一起作佛前的祈祷。
她对万历优柔寡断的性格感到不快，并且敢 于用一种撒娇讥讽的态度对他说：‘陛下，你真是一位老太太。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这样一位妙语连珠、个性独特的女人，在万千 嫔妃中为皇帝所宠爱是必然的。
爱屋及乌，万历对他和郑妃所生的福王朱常洵也视若掌上明珠。
反而是朱常洛，虽然从祖宗的法度来讲是最有可能继承皇位者，但他 的地位一直得不到万历的承认，而一天天长大的福王朱常洵对他更是一种巨大的威胁。
因此，朱常洛这位皇长子一辈子过得十分窝囊。
他生于1582年，按本朝的惯例，他在几岁时就应当被册立为太子，但直到1601年，他已经20岁时才得到承认，且仍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不受待见的皇长子
是一个文官制度十分成熟的时代，文官集团有一整套的道德和伦理以及祖制的规矩调和着他们的行动，万历迟迟不立太子，并且随时显露出有废长立幼的打 算，这和道德、伦理以及祖制都是严重背道而驰的，没法不引起文官集团的高度重视和强烈反对。
自万历十四年，内阁首辅申时行等人首次上疏请立皇长子朱常洛为 太子开始，文官集团先后数十次向万历提出这同一请求，均遭到了万历的拒绝。
万历的拒绝也是花样百出：万历十四年，申时行等首次提出册 立时，他以朱常洛身体虚弱为由，要求臣民们再等两三年。
继而，万历十八年，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再次提出此议，并附带着将矛头对准万历宠爱的郑妃，万历这次可 没什么好脸色，他对劝立太子者勃然大怒，将奏书摔到上疏者头上，痛骂他们“疑君卖直，沽名钓誉”。
上疏者或被免官，或被降职。
但一个 成熟的文官集团并不会因其中一部分人的升迁或是降职而有根本改变，而且，维护祖制、忠君进谏这种事情是每一位自诩为忠臣的文官们乐意而为的。
倘若为此而遭 到皇上的处发乃至梃杖，英名立刻传遍天下，被时人目为英雄。
因此，虽有前车之覆，但南京和北京两地的官员们还是接连不断地上疏达百次。
万历不是将这些人革 职为民，便是当廷进行野蛮的廷杖。
此后几年里，万历对来自文官集团的要求他遵守祖制的奏事者采取了无情打击的态度，他“一怒而斥谏官 十一人，朝士莫不骇叹”。
但上书奏请者依然有增无减。
万历无奈，只得答应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春册立朱常洛为太子。
可到了这一年，他又以讨厌群臣 吵闹为由食言了。
等到群臣真的不再为此事争闹，盼着他真的兑现诺言时，他又说要等明明没有生育能力的皇后生了子时再立。
等了几年皇后当然没法生出孩子，他 又回到皇长子身体虚弱的老路上来。
明人谷应泰说：“自古父子之间，未有受命若斯之难也。
”确实乃其真实写照。
由于地位长期得不到确 立，皇长子朱常洛“失意于上之所昵，其启祥处反不若庶人”。
据记载，有一年他出阁读书时，正值寒冬时节，冰天雪地，伺候他的太监们在另外一间屋里围着火炉 喝茶聊天，却没人给这位皇长子生火。
当时他穿的是一件普通的狐裘，冻得全身发抖。
讲官郭正域看不下去了，气得大发雷霆，太监们才慢腾腾地出来生炉起火。
等到后来，万历不得已而立了朱常洛为太子，但这位太子的命运并没有根本性好转，就连他的大婚，万历也托病不去，闹得朱常洛只得和老婆相对垂一把辛酸泪。
皇帝缘何消极怠工
当张差莫名其妙地冲击太子的慈庆宫行凶的梃击案发生后，虽然一开始被认为是疯人闯户，事出偶然，但一部分早就对万历宠爱郑妃而冷淡太子不满的文官却认为 这里面应该有一个巨大的阴谋。
刑部主事王之认为：张差定非疯人，而是受到郑贵妃宫中太监庞保和刘成一伙的指使，意在“谋危太子”。
兹事体大，不可不察。
这一案件至此有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大明的病变进一步加深：
五月初四，杖击案发，张差被交到东华门把总处收容审查。
五月初六，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上奏认为，张差言语疯癫，提出张是疯子。
初十，刑部审讯张差，定为死罪。
十三日，刑部主事王之上奏认为此案系有阴谋。
十六日，户部郎中陆大受要求万历穷究首恶，并在疏中第一次用了“奸戚”一词，暗指郑贵妃之兄郑国泰。
郑国泰立即上疏辩诬。
十七日，刑部再审张差，认为张差是疯人。
但此时王和陆的奏疏已引起京城议论沸天。
二十日，刑部第三次审张差。
张差招供指使他的是郑贵妃宫中太监庞保与刘 成。
张差说，庞保和刘成指使他说，“打上宫去，撞一个，打一个，打小爷，吃也有你的，穿也有你的。
”群臣大量上疏要求万历深究。
万历开始感到不安。
二十六日，万历下旨谕内阁，为此案定性为“疯癫奸徒张差……不得株连无辜，致伤天和。
”
万历公开表态之前，太子朱常洛也认定张差梃击东宫必有主使，而万历得知太子的看法后，勃然色变。
太子闻知，吓得面如土色，连声说：“此事只有张差身上了结足可。
”并跪在地上，连说三遍“儿岂敢得罪于天地”。
万历为了向外表明他与太子之间并无隔阂，以封众臣之口，特地让太子带着皇长孙（即后来的天启帝）和朱由检（即后来的崇祯帝）在早朝时与大臣们见 面。
这次见面，又发生了令人可怖的一幕：正当万历装出和蔼可亲的样子表现一个父亲和祖父的亲情时，御史刘光复想拍万历的马屁，当庭尖着嗓子不知喊了一句什 么，处在极度烦躁之中的万历没听清这位臣子喊的是“陛下极慈爱，皇太子极仁孝”，以为这些该死的文官又在顶撞或是嘲笑自己，不由得龙颜大怒，命护卫太监将 这位倒霉的御史当场打个半死，后来以大不敬之罪处了极刑。
总之，这件糊里糊涂的梃击案，后来以处死张差和庞保、刘成两名据说是幕后指 使者了事。
到底张差是有人指使还是疯癫发作，当时的人都无法搞清楚，今天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这一事件无疑向整个帝国的臣民们表明，当今圣上天子与文武大 臣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大臣要坚持祖宗家法，万历则“欲以神器酬晏私爱”，即因爱郑妃而欲立福王，两者相争，最后是祖宗家法和文官集团的执著 打败了皇帝的无上威权。
万历在位长达四十八年，当大臣们为了争夺太子的册立而使他不快时，他采取了几千年来皇帝中最独具特色的办法进行还击：即用罢工来回 敬臣子。
黄仁宇说，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做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在历史上是一个的例子。
其动机是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因为他的 文官不容许他废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
他的这种消极怠工当然没有通过圣旨表露出来，但他的臣民们无不一清二楚。
在杖击案前后，这种势 头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不得不册立自己不喜欢的女人所生的儿子朱常洛为太子之前，万历想和臣子们打一场持久战，企图用长时间的 消极怠工和威逼利诱来迫使文官集团屈服，最后却是他失败了。
他的失败和不得不立朱常洛为太子显然是带着仇恨的，这种仇恨导致了他进一步的怠工，进一步故意 与文官集团闹别扭。
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愿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了，这样的情形竟然维持了二十多年！自1585年以后， 除了仅仅于1588年到定陵看了一下自己的坟墓外，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万历竟然没有走出紫禁城一步，创造了自古至今的最高纪录。
这个活死人式的皇帝的这种 离奇生活方式，以至于有人怀疑他可能染上了毒瘾，躲在深宫里吸毒。
但史实更多地表明，他并不吸毒，而是在躲避，在罢工。
他之所以成了活死人还没有腐烂，仅 因为他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也和宫女们玩一会儿赌钱的游戏。
当是时，臣子们抗议的奏章像雪片一样飞入宫中，但万历根本不加理睬，因为 他明白，只要他在奏章上加上任何一道朱批，不论是激烈的驳斥还是冷静的分析，不论是驳斥还是表扬，都只会招来更多的批评，这正好中了抗议的文官们的奸计， 使他们达到沽名买直的目的而又暴露了自己缺乏雍容大气的胸怀。
故此，《明史》中也称：“盖时帝倦勤，上章者虽千万言，大率屏置勿阅故也。
”
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怠工造成的恶果是无法计算的，《明史.田大益传》中称：万历三十年，“时两京缺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抚三、布按 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
大益力请简补，亦不听。
”我们平常只听说某个时代官员太多，像这种差缺如此之多高级官员的时代，的确是万历所创造的人间奇迹。
此后，这种“人间奇迹”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610年，中央政府六个部，只有刑部才有部长，其他五个部全没有。
六部之外的都察院长官都御史则空缺 十年以上。
锦衣卫没有一个法官，囚犯们关在监狱里，有的长达二十年之久也没有人问过一句话。
他们在狱中用砖头砸自己，辗转在血泊中呼冤。
囚犯们的家属聚集 在长安门外，跪在地上遥向深宫中他们认为是神圣天子的万历号哭哀求，连路人也跟着他们哭。
但万历没有任何反应。
宰相们一再上奏章请求 委派法官或指定其他官员办理，万历充耳不闻。
不但请求任用官员的奏章万历不理不睬，官员们辞职的辞呈，也同样置之不理。
宰相李廷机年老多病，连续上了一百 二十次辞呈，万历却一个字的批示也没有。
最后他不辞而别，万历也不追问，好像从来就没有这回事。
1619年，辽东经略杨镐四路进攻后金，在萨尔浒大败，阵 亡将士五万人，开原和铁岭相继失守，沈阳危在旦夕，北京为之震动。
全体大臣跪在文华门外苦苦哀求万历批准增发援军，急发军饷，万历不睬，大臣们又转到思善 门痛哭，同样没有任何结果。
这种被柏杨称为“断头政治”的万历怠工模式，一直持续到次年万历去世才告一段落。
万历所宠爱的福王朱常洵 没能如愿作为储君，而是被封到了河南，土地多达两百万顷，大概也创下了历代藩王的记录。
万历三十二年，这位福王结婚时，婚礼的费用是白银三十多万两，相当 于当时这个帝国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十，同时也是万历天下女人心259本人大婚费用的四倍多。
等到后来李自成义军打下洛阳，扬眉吐气的义军把福王像杀猪一样宰了，和着鹿肉与 福王的肉一起煮食，称为福禄（鹿）宴。
历尽三十年艰辛才登上皇位的太子朱常洛，继位仅一月便死于急性肾炎。
他的长子朱由校继位，但基 本是一位糊涂天子，反倒是木工手艺当世无匹。
几年后，朱由校亦暴死，轮到了朱由检，也就是崇祯。
这位当年被万历搂在怀里以示圣上仁慈的孩子，是大明十几位 皇帝中个人素质最好、也最为敬业的一个，但他因励精图治而亡国亡身。
黄宗羲说，帝王之害，近者祸及自身，远处祸及其子孙。
这一切，如 果细细地算起来，万历是脱不了干系的，因此就连明史也公允地说：“……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驰，君臣否隔……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 可振救。
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即万历——引者注），岂不谅欤１
导致大明死亡的病毒，正是在万历时代染上的。
只不过，他长达数十年的潜伏期没有让万历自作自受，而是报应在了他的孙儿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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