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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秘史:弘治帝治世兴邦-中华历史文化-空若网
弘治十八岁即位,即位的第六天就对太监梁芳、礼部右侍郎李孜盛外戚万喜及其党羽等一批奸佞官员进行了革职流放。
要振兴朝政,治理好国家,首先必须清除奸佞,更新官吏队伍,他做太子时早已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一即位就狠抓官吏队伍的整顿。
清理完第一批接着又清第二批,番僧国师领占竹、太常卿道士赵玉芝、邓常恩等人分别被罢官充军,凡“法王”、“佛子”、“国师”、“真人”等妖妄封另一律革除,凡以邪术冒领俸禄的所谓“传奉官”一概除名,一次就清除了千余名祸国乱政的传奉官。
那位走万贵妃门路爬上首辅内阁大学士的“万岁阁老”万安,曾向朱见深推荐一个名叫继晓的妖僧。
继晓与李孜省狼狈为奸,施展妖术,又搞来各种春药,使朱见深终日沉溺于房事,很快毙命。
弘治在东宫时就多次听说过他们的恶劣行迹。
即位后他在先帝遗物中发现一箧奏疏,内容都是房中术,末尾皆署“臣安进”。
他很气愤,派人持奏疏到内阁斥问万安:“这是内阁大臣干的事吗?”万安羞得流出汗来,恨不能缩身钻入鼠穴中去,随后就被免了职。
继晓和李孜省罪大恶极被处斩,除此之外,弘治在清理过程中未杀一人,但“先朝妖佞之臣放斥殆颈,为振兴朝政扫清了障碍。
作为一位青少年君主,他初步展示了明智、沉稳和冷静的气质。


在清除奸臣庸官的同时,他开始选贤用能,大胆地提拔了许多得力人才,如王刷马文升、刘大夏等人,都是弘治初年起用的国家栋梁。
因直言进谏而被革职流放的前朝官员,在弘治初年大都得到了起用。
他十分重视官吏队伍的素质,为了熟悉情况,弘治元年(1488年)他把朝廷文武大臣和中外四品以上官吏的姓名,全部贴在了文华殿的墙壁上,不称职者随时淘汰,另行选补。
官吏队伍的吐故纳新,使明朝政治充满了生机。
吏部王怒任尚书,彭韶任侍郎,二人全都忠正耿直,不避权贵,有人再想花钱求官,连请客送礼的门路都绝了。


弘治对大臣很尊重,经常向大臣征求治国意见,还多次颁布诏书,号召臣民直言进谏。
对于正确的建议,他多能虚心听取,批付有关部门施行;即使不正确,一般也不怪罪,唯恐堵塞言路。
即位次年三月,有人建议开讲勤政,弘治一听十分高兴,立即传令开讲。
第一次讲罢,弘治感到受益很大,招待了讲官程敏政等人茶饭,一概尊称先生不呼其名。
王恕就开讲勤政的话题进谏说:“自正统年间以来,每日只有一次朝会,臣下进见君主,不过片刻。
君主虽然聪明,岂能什么事情都详察,不过是通过身边左右的人了解罢了。
可君主身边左右的人与大臣们见面的也不多,又岂能全部了解大臣谁好谁坏。
说好说坏都难免片面,更何况还有私人主观倾向。
陛下要想全面掌握真实情况,必须每天亲至便殿召见大臣,细论治国之道,谋划具体措施,或是提出问题让他当面解答,或是让他写出奏章进行阅读。
如此非但可以熟悉各位大臣,量材使用,也可以启发圣聪,提高治国才能。
”朱弘治认为他的建议很好,每天在便殿接见大臣,采纳了许多治国良策。


在弘治虚心纳谏,精神的感召下,群臣百官纷纷献计献策,有的上疏长达万言,弘治都不厌其烦,一一细心阅读。
马文升是一位才兼文武的大臣,弘治元年任为左都御史,次年升任兵部尚书,在整顿兵备上作出了很大成绩。
弘治元年上任不久,他就提出了十五条时政建议,其中一条是“节费用以苏民困”,说“宫中供应之物,如果陛下节俭一分,百姓就会受益一分”,言辞很尖刻。
弘治非但没怪罪,还对他进行了嘉奖,并努力贯彻实行。


马文升这条解求民闲的时政建议,已经多少触及到社会的根本问题,即土地集中所造成的贫富对立问题。
这是一个只能缓和而不能解决的难题。
皇亲国戚和官僚地主已经集中拥有了大量土地,谁肯白白送给无田的小民耕种呢!马文升所谓“节费用以苏民困”,也只是一条缓和矛盾的途径。
能够缓和矛盾使社会安定国家太平也就很难得了。
因此,弘治对他的这条建议很重视。
他大幅度地缩减了织造、赏赐、斋醮、土木等耗财活动;又根据马文升的裁员建议,裁去了大批冗官。
仅光禄寺裁员,每年就节省了八十多万两银钱。
一次他因故要用三万两太仓官银,主事官说:“这可都是民脂民膏啊1结果没用。
弘治三年(149O年)三月,太监要把皇室牧扬扩大千顷,户部尚书李敏说:“牧场只有二百多顷,其余都是民田,岂能夺民耕地去飞禽走马1弘治支持李敏,牧场没有扩大。
同年九月,弘治下了一个命令,禁止皇室外戚申请田产和收受礼品。
此后又连续下过两次禁令,不许贵戚官宦势家强占民田或夺取民利。
弘治十三年(15OO年)二月,河间出现贵戚占田事件,他命户部侍郎许进前往河间勘察贵戚的田庄,被贵戚夺田的百姓冤声撼野,填街塞巷,许进相信弘治素来爱民,必定不忍夺民之业以利贵戚,就一一核实清楚,上奏弘治,将耕田分别归还了原主。
在尽量制止土地继续高度集中的同时,弘治还在减免灾区税收和救济灾民上做了最大努力,地方只要报来因灾免税的要求,一般他都批准,对受灾严重的饥民则尽力赈济。
因此,弘治年间社会比较稳定,像成化时那样的饥民暴动从未发生。


中华民族是个热爱和平的民族,老百姓十分善良,只要不是被逼到死亡边缘,只要有口饭吃,就不会铤而走险,更不会举旗造反。
弘治年间民心较稳,就是由于政治比较清明,贵族阶级比较收敛。
但这并不意味着贵族的不贪或没有贪官,当时贪官依然大有人在,贪污现象也是广泛的。


有个太监叫,很受弘治信任。
李广在畿内侵夺民田,非法谋取盐利,修起私人豪华建筑,并把玉泉山水引到了庭院。
他又怂恿弘治,劳民伤财,在万寿山上建毓秀亭。
亭刚建成,小公主病死,清宁宫发生火灾,司天监官员说修亭犯了岁忌,太皇太后周氏大怒,说:“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李广果然给皇家招来了祸端1李广闻听很害怕,就服毒自杀了。
他平时常用神仙道术蛊惑弘治,弘治认为他有什么仙书,就派人到他家中查找。
没有找到仙书,却找到了一本受贿的账簿,上面列着许多文武官员的姓名,内容都是“某送黄米几百石”“某送白米几千石”等等。
弘治一看,大惑不解:“李广能吃多少,何以要收这么多米?”左右对他说:“这只不过是官场隐语罢了。
所谓黄米乃黄金,所谓白米乃白银也。
”弘治一听很恼火,命人将李广的黄白米一律没收国库,按账簿名单追究行贿官员。
行贿官员们纷纷求外戚张鹤龄解救。
张鹤龄是张皇后的弟弟,张皇后与弘治感情很好,经她求情,弘治才怒气渐消,免除了对行李乐纹贿官员的追究。


李广的“米”簿对弘治震动很大。
他认识到自己临政十多年,对官场贪污受贿的实情还是了解甚少的,联想到兵部尚书刘大夏常说“天下民穷财颈,看来不无道理。
财富如果都聚敛到贵族官僚手中,天下民自然也就穷困了。
民困则国乏,国库财政收入困乏就会危害统治;民困则盗生,盗贼之徒一多天下就会动荡不安。
为此,他特别召见刘大夏进行讨论。
他问刘大夏:“国家征敛向有常规,为什么你总是说天下民穷财尽了呢?”刘大夏回答:“陛下以为有常规,其实不然。
别的不说,我在两广任职时,仅广西铎木和广东香药两项就费以万计,这是我亲眼所见,哪里是按什么常规。
”弘治又问卫所士卒的情况,刘大夏回答也像百姓一样穷困。
弘治说:“卫所平时有月粮,行军有行粮,为何也穷呢?”刘大夏说:“所为月粮、行粮,有一半被将帅扣留贪污,何以不穷?”弘治感叹地说:“朕在位已经很久,竟不了解这些情况,真是愧为人主啊1他下令九卿大臣各就军民弊政提出意见,试图从中选用一些可行的办法颁布执行。
群臣提出一些建议,也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没有也不可能制止贪污聚敛。


弘治后期非常信任刘大夏,经常单独召他商议大事,一谈就是好长时间。
一次他问:“天下何时太平?朕如何得如古帝王?”刘大夏说“求治不宜太急。
凡用人行政大事,就召见内阁大臣和有关方面的执政大臣进行面议,然后再酌情执行。
只要,合乎情理,就会理顺天下,以致太平。
”一次朝会,刘大夏站在一边,弘治没有看见,第二天对他说:“我想召你,你没上朝。
我怕御史追究,也就没让人召你。
”刘大夏不负弘治的信任,在担任兵部尚书期间努力整顿军备,作出了很大成绩。
他曾向弘治提出一条节约军饷的建议,办法是把各地的镇守中官一概撤回京师。
他认为一个中官贵人坐镇一方,耗费超过当地三个衙门,如果将他们撤销回京,就可节省大笔军饷。
弘治说:“这个意见很好。
但从祖宗以来就设置了这么一批人,时间已经很久了,如何能一下子把他们撤去。
”可见,一般情况下,弘治也是很不愿意触动权贵利益的。
这就决定了他修补改良式的治国方式,一切都多少带有温情脉脉的色彩。


弘治十八年(15O5年)三月,户部主事李梦阳上书指斥弊政,洋洋洒洒写了几万言,其中对外戚张鹤龄的抨击特别激烈。
张皇后的母亲金夫人和张鹤龄母子二人对李梦阳恨之入骨,整日在弘治面前哭诉冤枉。
弘治与张皇后感情很好,从成婚后就相亲相爱,不宠其他嫔妃。
他很不愿驳皇后的面子,就迫不得已把李梦阳关进了监狱。
梦阳一下狱,科道官纷纷上章辩护,要求释放;金夫人却嫌处分太轻,哭着要求弘治再加重刑。
弘治面对一大堆营救梦阳的奏章和哭哭啼啼的金夫人,气得拍案而起。
恰在这时,刑部送来狱词,请示处理意见。
他提笔批写了“梦阳复职,罚俸三月”八个字,离案而去。
事后,弘治游南宫,请皇后、金夫人、张鹤龄等宴饮,单独召见张鹤龄进行了一次谈话,谈得什么内容谁也没听到。
人们只是远远望见张鹤龄脱冠叩头,作谢罪之态,都估计是皇帝正在根据梦阳揭露的罪行斥责他。
不久,刘大夏被召至便殿,奏事完毕后,弘治问他:“近日朝外有什么议论没有?”刘大夏说:“近日释放李梦阳,中外欢呼,都赞陛下德如天地。
”弘治说:“梦阳的上疏中有‘张氏”二字,有人说这是辱及皇后,我不得已才让他入狱。
等刑部请示一到,我问左右如何处理,有人说他狂妄,应该杖责一顿再释放。
我知道其意是要打死梦阳,以快妇人之忿。
因此我批了释放复职,不再让刑部定罪。
”梦阳一案,虽然没有严惩张鹤龄,但也多少抑制了不法权贵的嚣张气焰。


弘治统治十八年,从建树上看远远不及永乐大帝有作为,从社会繁荣程度上看也不及后来的嘉靖、年间,不过,它为明朝走向繁荣顶端创造了良好条件。
这段时期比较稳定,外扰不多,又无内乱,明君勤恳治国,吏治相对清明,天下呈现出一派太平景象,也就是少有的“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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