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是从元末、明初到正德年间。
元末，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其内战中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及破 产农民流入海中，乘明初用兵之机，屡寇滨海州县。
洪武时，海防整饬，尚未酿成大患。
日本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一直于明朝保持合作，不断擒杀倭寇献于明廷发落。
足利义满死后，倭寇复萌，经永乐十七年（1419年）六月的望海埚之战，明辽东总兵刘江率师全歼数千来犯之倭后，倭寇不敢复犯辽东。
永乐十七年（1419年）六月十五日，辽东总兵十军左都督刘荣大败倭寇。
很久以来中日两国便已开高干子弟全名录始交好，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为了巩固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在 洪武二年（1369年）派僧人杨载出使日本。
次年又派莱州府同知赵秩赴日，详细阐述了明朝的睦邻政策。
日本国王良怀在第二年遣使奉表进贡马匹，并送还在明 州、台州掠去的70多名中国人，于洪武四年（1371年）十月到达南京。
明太祖设宴接待使臣，并命僧人祖阐等八人送日本使者回国，回赐良怀文绮纱罗。
明朝和日本的关系在洪武后期有些疏远，胡惟庸案后，明太祖疑胡惟庸“欲藉日本为助”，因此“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
从那之后，日本再没派使臣到中国 来。
明成祖即位后，于永乐元年（1403年）即派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偕僧道成出使日本。
就在他们打算启程时，日本的使臣却先来一步，大约十月份到达南 京。
明朝对他们很热情，招待很周到。
对使臣所带货物，包括违禁的兵器之类，均按时价购买，并遣使随日本来使回访。
两国此后又恢复了贡使往来。
明初，在宁波设市舶司，日本商人必须持有明朝发给的“勘合”（即凭证）才能进行贸易。
永乐初，成祖和大臣们商议后规定，日本须每十年一贡，来往的人数不 得超过二百，船只限于两艘。
但实际上日本来中国贸易的人和船舶，都超过规定的数目，而且带来非常多的走私物品，远远超过规定的10倍。
宣德初年（1426 年）改为人不道三百，船不过三艘，即便如此，却仍满足不了日本的需要。
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倭寇。
倭寇指的是14世纪至16世纪劫掠我国及朝鲜沿海地区的日本海盗集团。
14世纪日本南北朝时，在混战中失败的武士，做了海盗，靠走私抢劫谋生。
为此明朝与朝鲜都加强了海防，但在永乐年间，沿海地区仍常常受到倭寇侵扰，成为沿海地区一大祸患。
明朝初年，从辽东经山东、浙江到广东的海岸线上，“岛寇倭夷出没”，甚至登岸剽掠。
洪武二年（1369年），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率领卫所士兵力剿倭寇， 生擒数百人，但倭寇仍经常出来剽掠。
从此以后明朝便大大加强了海上防卫，建城墙列寨，增添了许多战船。
洪武朝先后在辽东到广东沿海设置50余卫，计算起来 有兵士20多万人。
每百户设一战船，千户设十船。
海卫五所，共有船50艘，每船有50名旗军。
永乐时，明成祖一方面与日本交好，另一 方面继续加强沿海地区的防御。
永乐九年（1411年）正月，命丰城侯李彬、平江伯陈逭等率浙江、福建舟师剿捕海寇。
永乐十四年（1416年）命令都督同知 蔡福等带领一百兵马，到山东沿海地区追拿倭寇。
永乐十七年（1419年）总兵刘荣（刘江）领导农民在辽东望海埚进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抗倭斗争。
刘荣一开始顶替父亲从军，以后又改作了中府右都督，阿鲁台归顺明朝时，在军中他改任左都督，作为总兵官镇守辽东。
刘荣去各岛查看巡视备战情况，在他巡视 到金州卫金线岛西北的望海埚时，见地势极为宽广，而且处于滨海咽喉要道，便筑城堡，设烽堠，严阵以待倭寇。
当月，膝望哨报告倭寇来犯，刘荣迅速带领军队赶 往望海埚，犒劳军卒，厉兵秣马，准备迎战。
倭寇当时正乘30余艘船停泊在马雄岛，登岸后直奔望海埚。
刘荣依山势设下埋伏，派都指挥徐刚在山下伏击，百户江 隆率壮士暗中烧毁敌船，断掉他们的退路。
十五日，刘荣亲自率步军与敌交战，假装败退，诱敌进入伏击地，紧接着四面响起炮声，围歼倭寇，自辰至酉，将他们大 部歼灭，残寇退到樱桃园。
刘荣再分兵夹击，把敌人全部消灭。
此次战斗共砍首级千余，生擒130人。
倭寇连年骚扰劫掠，这次备受打击，很长一段时期内不敢骚 扰辽东。
九月，刘荣因功被封为广宁伯，俸禄一千二百石，予世券，更名荣。
次年四月刘荣去世，赐广宁侯，追封为“忠武”。
明朝永乐末年，山东地区经常发生水旱灾害，连年歉收，许多老百姓无衣无食，只好剥树皮、掘草根来充饥。
灾民纷纷离家出走，流落他乡，甚至有人为求生路卖妻鬻子。
而明朝政府仍然征收繁重的赋税，不顾人民死活，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永乐十八年（1420年）三月，山东益都人唐赛儿忍无可忍，首先发动人民揭竿而起。
在元朝末年山东蒲台曾经被红巾军控制，早在至正十七年（1357年）刘福通便派毛贵攻破胶州、莱州、益都、滨州等地，红巾军从此便控制了这些地区，故而明教也深入民间，在民间流传了下来，直到明朝初年，作为民间传播的一种秘密宗教，在当地保持了很大的影响。
唐赛儿从小在这样一个民间宗教传播的环境中成长起来，自幼便开始诵读佛经，并以“佛母”自称。
她的丈夫林三，也加入了明教，而且很可能是当地明教的领导者，只是去世较早，于是后来就由唐赛儿负责在当地秘密传播明教。
在唐赛儿自称佛母传教之初，她并没有其他想法，只是想增加门徒，其活动范围在山东的益都、诸州、安州、莒州、即墨、寿光诸县。
她的徒众后来增加到好几万 人，引起官府的注意。
唐赛儿在传教过程中，自称能知道过去，通晓未来，还能用纸剪成人马，使用法术叫它们征战沙场，因此她深受老百姓拥护。
但这显然只是唐赛儿的一种宣传策略，而实际上她得到民众支持的原因，是她能够真正帮助那些生活困苦的贫民。
甚至于那些为明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史家们谈起 这件事，都说唐赛儿“以其教施里闾间悉验，细民翕然从之。
欲衣食财物，随所须以求运至”。
因此，在百姓们的心目中，唐赛儿是唯一能够救民于水火的“佛 母”，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官府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这一年年初，开始缉捕唐赛儿义军。
群众四处掩护唐赛儿，而且她还趁天灾之 际组织饥民，让他们加入明教。
三月，唐赛儿率五万余众占据益都卸石棚寨，作为据点，带领徒众在此出没。
明政府青州卫指挥高凤率兵捕之。
唐赛儿夜间率众乘官 军懈怠之际发动袭击，官兵溃败，高凤战死。
此后，唐赛儿走上公开反明的道路，乘胜攻占莒州、即墨，并进围安丘，震惊了山东全剩山东都、布、按三司惊慌失 措，立即，上报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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