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奇（1365—1440）、杨荣（1371 —1440）、杨溥（1373—1446），此三人合称“三杨”。
“三杨”都出自建文帝时期的翰林院，踏着方孝孺等人的鲜血，他们在永乐朝升任内阁大学 士，开始了他们的表演。
仁宣时期，在摆脱了以武治国的朱棣后，他们才真正施展其才能。
此间，三人恪尽职守，深合皇帝心意，为“仁宣之治”的开创做出了杰出 的贡献。
宣宗驾崩，三人又辅佐幼皇英宗。
但此时“三杨”却昏庸懦弱，对权宦王振听之任之，以至王振败坏朝纲，唆使英宗北伐，酿成“土木堡之变”。
真可谓是 “成也，败也萧何”。
“三杨”在位30年，身上带有明朝前期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烙樱“三杨”的宦海沉浮，也具有颇多代表性。
他们的思想变化，正是这一时期朝臣心理变化的缩影。
杨荣、杨溥都是建文二年（1400）的进士，当年便进入翰林院。
杨士奇就没有他们两人顺利了，由于家境贫寒，他无力参与科举，只能教授生徒来维持生活。
但艰苦的生活并未阻碍杨士奇奋发图强，他一直满头经书，等待着时机的到来。
建文元年（1399），朝廷准备修撰《明太祖实录》，由于工作量大，被迫从社会 上征集文人参与编修工作。
因为学行出众，杨士奇也在应征之列。
杨士奇以此为契机，以布衣的身份进入翰林院，充当了编纂官。
在这里他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建文 二年，翰林院王叔英慧眼识英才，推荐杨士奇进入翰林院。
翰林院乃是明朝的育才之地，从这里走出的都是高官显爵。
这一切都表明，三杨是 建文帝看重的人才，他日的栋梁。
此时的翰林院人才济济，大儒方孝孺、才子解缙、金幼孜等人都在这里任职。
“三杨”在他们的熏陶下，迅速成长。
他们本人也尽 心尽力，颇有一番报国之志。
尤其是出身贫寒的杨士奇，工作勤奋，深得方孝孺的信任，仅一年便提拔他为翰林院副总裁官，审定各地所上书稿。
“三杨”荣膺重 任，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
但靖难之役打破了他们平静的仕途。
建文四年（1402）夏，靖难大军逼近南京。
面对江河日下的建文朝廷，他们必须要做出选择：究 竟是以死报效建文帝的知遇之恩，还是顺应潮流投靠燕王朱棣。
此时杨士奇37岁、杨荣31岁、杨溥更是只有29岁，他们正当风华正茂之时，事业刚刚处于起步 阶段，大好的前途摆在他们面前，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为国家效力，一展身手。
让他们选择死亡对他们来说，简直过于残忍了。
更何况他们只是小官，没有为建文帝殉 难的必要。
建文帝与燕王朱棣之间的皇位之争，只是朱氏家族内部的权力之争，并未达到国破家亡的程度。
经过深思熟虑，“三杨”与翰林院的众多大臣一道出城迎 降。
这一选择，为他们叩开了未来的大门，但也让他们丧失了立常身受思想影响的“三杨”，肯定会为自己未能贯彻忠义，不能实践杀身成仁的殉道精神而内 疚。
他们只能期盼着事业上的建功立业，为自己洗去耻辱。
与“三杨”的选择不同，翰林院中与“三杨”关系密切的周是修、王叔英、方孝孺 等大臣，却对朱棣誓死不从。
“三杨”的好友周是修在燕军进入南京城后，为了表示自己忠于建文帝，自尽而死。
当初推荐杨士奇进入翰林院的王叔英，在南京被攻 破时正在外募兵，听到消息后，悲愤投河而死。
对“三杨”有知遇之恩的方孝孺，更因言辞激烈触怒朱棣，被朱棣诛杀十族，他本人更是遭受了可怕的酷刑。
面对同 僚的死难，我们不知道“三杨”作如何想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屠刀让他们对这位新皇帝有了深刻的认识，谨小慎微成为他们的人生准则。
此 后“三杨”因迎立有功，不像方孝孺等翰林院同僚一样“不识实务”，加之自身才华横溢，从而受到了成祖的信任，很快得以升迁。
三人进入事业的第一个小高潮。
杨溥于永乐二年（1404）被任命为太子洗马；杨荣在永乐元年，被成祖命为“侍皇太子讲读”，并负责起给“诸皇孙讲学”的责任；杨士奇更是平步青云，在永 乐元年（1402）十一月便被任命为东宫侍讲，主要负责皇太子的教育，并破格进入内阁，参与机密。
命运把他们与捆在了一起。
“三杨”获得了成祖的青睐，但他们也深深地知道成祖嗜杀成性的性格。
在处理成祖交给的任务时，他们小心谨慎，甚至不惜委屈逢迎，惟恐成祖有所不满。
永乐九 年（1411），杨士奇主持编修《太祖实录》。
为了迎合成祖，他删改了大量不利于成祖的内容。
在对太子、诸皇孙的教育上，“三杨”也是尽心尽力，口传身 教，深怕有负于成祖的重望。
加之太子朱高炽比成祖仁义宽厚，对儒学非常感兴趣，政治主张上也与“三杨”十分相近。
在东宫教学期间，“三杨”与太子相处得非 常融洽。
马上皇帝不能给予他们的感觉，而在这位太子身上他们却看到了希望。
从这时起，“三杨”和一批东宫僚属成了太子朱高炽的有力支持者。
但朱高 炽的地位不稳，也给“三杨”带来了无尽的麻烦。
成祖即位后，因为北征和营建北京城，长期留在北京，令太子在南京监国，主管朝政。
太子 监国期间，严惩酷吏，压制太监，施行了许多仁政。
然而，这些举措在强调“高压治国”的成祖眼里，却无异于“犯上”（大逆不道）。
太子与成祖的关系也进一步 恶化。
次子朱高煦又战功卓越，性情上与成祖相类，成祖便想废掉太子另立储君。
作为太子的老师“三杨”，朱棣自然也就对他们颇为不满。
不要说对其重用 了，此时“三杨”的性命都悬于一线。
此刻“三杨”已没有退路，只有拼死保全太子的储君之位。
杨士奇因一再上言为朱高炽辩解，两次牵连入狱。
杨溥因在永乐十 二年成祖北征回京时，迎驾迟晚而获罪，在锦衣卫狱中关了十年，几乎丧命。
同僚陈善、解缙也相继遇害。
“三杨”和太子在黑暗中熬了十年。
终于在永乐二十二年 （1424）七月，他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
当月，成祖朱棣在第五次北伐途中，病死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
此时与成祖随军同行的杨荣沉着果断，对成祖死 讯密而不发，连夜骑马赶到京城，与在京的杨士奇积极配合，妥善处理了迎丧、即位等重大的事宜，帮助太子朱高炽顺利即位。
仁宗即位后，立即释放还在狱中“苦 读”的杨溥，令其官复原职。
此时，杨士奇60岁，杨荣54岁，杨溥50岁。
本来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并各具才能的“三杨”，在成祖的 高压政策下难施才华。
如今他们已经步入暮年，宦海沉浮二十余年，“三杨”身上的棱角早已不在。
身处皇位角逐的中心，目睹那么多同僚的死难，让“不锈钢方管舜冶金属三杨”深知 臣子身份的渺校虽然仁宣二帝同他们共患过难，虽然二人也以“仁慈”闻名，但“三杨”仍在以一种近乎“虔诚”的态度侍奉着“神坛上的君主”，在皇权允许的 夹缝中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
杨士奇为官处事，顾全大局，不计小节，兢兢业业，体恤爱民，主张减免赋税，缩减官田，审理积案，减汰工役，安抚流民，深受百姓 拥戴。
同时他慧眼识人，经他推荐的、况钟、周忱等人，日后都成为了明朝名臣。
但杨士奇却从不因功自傲。
杨荣曾多次在宣宗面前中伤杨士奇；宣宗告之情况 后，杨士奇不但不愤怒，反而请求宣宗能够像信任自己一样信任杨荣。
杨士奇能够荐人之长，克人之短，不亏为“三杨”之首。
杨荣虽在为人上不及杨士奇，但其思维敏捷，机敏多谋，通晓边务。
他曾跟随成祖五次出塞。
年过六旬，还两次跟随宣宗巡边，深得皇帝信任。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未恃宠骄矜，坚持“事君有体，进谏有方”的本分。
杨溥不像他们二人那样杰出，且性格内向。
但他操守极好，作风低调，每次上朝都沿皇墙而走，以示遵守礼制。
他对仁宗忠心不二，出狱后更是勤勤恳恳，成为朝臣的典范。
在“三杨”执掌内阁期间，大明政治清明，海内太平，天下井然，百姓殷富，出现了所谓“仁宣之治”的局面。
这种盛世的取得，“三杨”可谓功不可没。
宣宗去世以后，年仅9岁的英宗继位。
太皇太后张氏出于对老臣的信任，推举“三杨”主掌朝政。
“三杨”虽然推行了一些对国家有利的政策，稳定了政局，但“三杨”年事已高，不愿介入朝堂之争，希望能够明哲保身。
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振，于正统五年（1440）七月趁杨荣回乡扫墓，在朝堂上揭露杨荣接受边将馈赠良马的事实。
杨荣听说后羞愧难当，加之年事已高，竟在回京途中忧愤而死。
杨士奇之子杨稷横行乡里，作恶多端，正统八年（1443）又犯下命案。
王振借机攻击杨士奇。
这件事对谨慎了一辈子的杨士奇来说打击太大了，从此一病不 起，次年三月就在忧郁中离开了人世。
正统十一年（1446），“三杨”中的最后一个杨溥也因病去世了。
至此，王振便更加称王称霸，为所欲为，明朝也开始露 出衰亡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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