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译文一
信义可以在君子中施行,而种种刑罚则在小人中施行。判刑列入死刑的人,是罪大恶极的,又是小人中特别坏的人。宁愿为正义而死,不愿意苟且贪生,而视死如归,这在君子中也是很难做到的。在唐太宗即位后第六年时,把判处死刑的犯人三百余人登记在册,放他们回家,约定好到期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君子都难以做到的事,而希望小人中最坏的人能做到自然更难。到了规定的时间,那些囚犯自动回来而没有延误。这是君子难以做到的,而小人却很容易地做到了。这难道近于人情吗?
有人说:罪大恶极,确实是小人了;如果对他们采取恩德感化的手段,就可以使他们变为君子。恩德感化愈深入人心,人的转变速度就愈快,有过这样的事。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得到这种名声。可是怎么会知道他在放回囚犯时,没有料到他们一定会回来希望可以赦免自己的死罪,所以才放回他们呢?又怎么会知道那些被放回的囚犯,没有料到他们自动回来就一定会被赦免自己的死罪,这才又回来呢?料想到囚犯一定会回来这才放他们回家,这是唐太宗从上面窥测到下面囚犯的内心想法;料想到一定会被赦免死罪这才回来,这是下面的囚犯在窥测上面的皇帝的内心想法。我从中看到的是上下互相窥测对方的内心想法才形成了这种名声,哪里还有皇帝采取恩德感化的办法和囚犯遵守信义的事呢?不然的话,唐太宗在全国施行恩德感化的办法,到这时已经六年了,却不能让小人不犯极恶大罪,只凭一天的恩德感化,就能使囚犯视死如归,而且坚守信义。这是一种说不通的观点啊!
那么要怎样做才行呢?我说:释放他们,他们回来后,就杀掉他们,不要赦免。再释放一批,如果他们又回来了,这就可以知道是恩德所使然。不过,这是一定不会有的事情。至于放他们回去,回来就赦免他们,这只可偶尔做一次罢了。但如果我们频繁地这样做,那么杀人者都不会受到惩罚。这能成为天下普遍的法则吗?不能成为常法的,难道还能是圣人的法则吗?因此,尧、舜、夏、商、周三代的君王治理国家,都一定依据人的常情,不标新立异以显示自己高明,也不违背人的常情去博取虚名。
译文二
对君子讲信义,对小人施刑罚。刑罚定成死罪,是罪恶到了顶点,这又是小人中最厉害的了。宁可为了信义而死,不愿苟且偷生,把死看得象回家一般,这又是君子中特别难以办到的。当唐太宗贞观六年的时候,选取犯死罪的囚犯三百多人,释放了让他们回家,并约定时间叫他们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用君子难以做到的事,希望最坏的小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终于自己回来,竟没有一个失约的:这是君子难于做到的事,小人却轻而易举的做到了。这难道是近于人情的么。
有人说:"罪大恶极,的确是小人了;但是等到对他施加恩德,就可以使他变成君子。因为恩德进入人心很深,能很快改变人们的气质,所以出现了象这样的情况。"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求得这种声誉啊。这样看来,哪里知道放囚犯回去,不是预料他们一定再回来以希望赦免,所以才释放他们呢又哪里知道被释放回来的囚犯,不是预料自动回来一定能够赦免,所以才再回来的呢料想囚犯一定回来才释放他们,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料想上面一定赦免他们才再回来,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我只见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来造成这种声誉,哪里有什么布施恩德和懂得信义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到这时已经六年了,还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恶极的事;然而一天的恩德,却能使他们视死如归,保存信义,这又是讲不通的理论啊。"
那么,怎么做才是对的呢?我说:如果敌人主动投降并归顺我们,那么应该杀掉他们,而且绝不赦免;但如果他们再次投降,并且再次归顺,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恩德所致。然而,这样的事情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假如我们放了敌人,他们归顺并得到了赦免,这样的事情可以偶尔为之。但如果我们频繁地这样做,那么杀人者都不会受到惩罚。这能成为天下普遍的法则吗?不能成为常法的,难道还能是圣人的法则吗?因此,尧、舜、夏、商、周三代的君王治理国家,都一定依据人的常情,不标新立异以显示自己高明,也不违背人的常情去博取虚名。
注释
唐太宗之六年:632年(唐太宗贞观六年)。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有一定作为的皇帝,他在位年间,国势强大,社会较安定,史称“贞观之治”。
大辟:死刑。辟,法。刑法。大辟意为最重的刑罚。
意:估计。
贼:用作动词,窃,私下行动,引申为窥测。
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他们都是儒家崇拜的古代的明君。
简析
《纵囚论》是一篇史论文章。文章开门见山,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全文基调;接着通过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用君子与小人相比较,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是沽名钓誉的一种手段;因此,作者认为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全文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具有警醒人心的力量。
创作背景
公元633年,李世民下令让将近400个囚犯回乡一年,等到来年秋收后再回到狱中受刑。这些犯人感激不已,等到第二年秋收后,所有犯人一个不差地全部归狱。李世民很是高兴,当场赦免了所有犯人。这就是著名的“四百囚徒归狱案”,《纵囚论》就对唐太宗纵囚一事提出了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