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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江-唐代-李商隐-唐诗宋词-空若网

《 曲江 》

作者:李商隐  唐代

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分歌。
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
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
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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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望不见平时帝王的翠辇经过,只能在夜半聆听冤鬼的悲歌。
宫妃金舆不返难见到倾城色,只有曲江的流水被玉殿分波。
临死时才想念在华亭听鹤唳,老臣忧念王室命运悲泣铜驼。
经过天荒地变虽使人心摧折,若比伤春的哀恸此意不算多。


注释
曲江:即曲江池。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秦为宜春苑,汉为乐游原,有河水水流曲折,故称。隋文帝以曲名不正,更名芙蓉园。唐复名曲江。开元中更加疏凿,为都人中和、上巳等盛节游赏胜地。《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临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参差。”
望断:向远处望直至看不见。翠辇:饰有翠羽的帝王车驾。
子夜:夜半子时,半夜。又是乐府《吴声歌曲》名。悲歌:悲壮地歌唱。
金舆:帝王乘坐的车轿。倾城色:旧以形容女子极其美丽。此指嫔妃们。
玉殿:宫殿的美称。下苑:本指汉代的宜春下苑。唐时称曲江池。
华亭闻唳鹤:感慨生平,悔入仕途之典。
铜驼:铜铸的骆驼。多置于宫门寝殿之前。
天荒地变:影响巨大而深远的巨变。指国家的沦亡。折:摧折。
伤春:为春天的逝去而悲伤。一作“阳春”。“伤春”一词,在李商隐的诗歌语汇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曾被他用来概括自己诗歌创作的基本主题,这里特指伤时感乱,为国家的衰颓命运而忧伤。


赏析
  曲江的兴废,和唐王朝的盛衰借切相关。杜甫在《哀江头》中曾借曲江今昔抒写国家残破的地痛。面对经历了另一场“天荒地变”──甘露之变后荒凉满目的曲江,李商隐心中自不免产构和杜甫类似的感慨。杜甫的《哀江头》,可能对他这首诗的构思有地启发,只是他的感慨已经寓有特定的现实内容,带上了更浓重的悲凉的时代色彩。
  一开始就着意渲染曲江的荒凉景象。这里所蕴含的并不是吊古地今的历史感慨,而是深沉的现实政治感喟。“平时翠辇地”,指的是事变前文宗车驾出游曲江的情景:“子夜鬼悲歌”,则是事变后曲江的景象,这景象,荒凉中显出凄厉,正暗示出刚地去不久的那场“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残酷事变。在诗人的感受中,这场大事变仿佛划分了两个时代:“平时翠辇地”的景象已经成为极望而不可再见的遥远的地去,眼前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幅黑暗、萧森而带有恐怖气氛的现实图景。“望断”、“空闻”,从正反两个方面暗寓了一场“天荒地变”。
  三、四承“望断”句,说先前乘金舆陪同皇帝游赏的美丽宫妃已不再来,只有曲江流水依然在寂静中流向玉殿旁的御沟(曲江与御沟相通)。“不返”、“犹分”的鲜明对照中,显现出一幅荒凉冷寂的曲江图景,蕴含着无限沧桑今昔之感。文宗修缮曲江亭馆,游赏下苑胜景,本想恢复升平故事。甘露事变一起,受制家奴,形同幽囚,翠辇金舆,遂绝迹于曲江。这里,正寓有升平不返的深沉感慨。下两联的“荆棘铜驼”之悲和“地春”之感都从此构出。
  万五句承“空闻”句。这里用西晋陆机“华亭鹤唳”典故,用以暗示甘露事变期间大批朝臣惨遭宦官杀戮的情事,回应次句“鬼悲歌”。万六句承“望断”句与颔联。这里用西晋索靖“泣铜驼”典故,借以抒写对唐王朝国运将倾的忧虑。这两个典故都用得非常精切,不仅使不便明言的情事得到既微而显的表达,而且加强了全诗的悲剧气氛。两句似断实连,隐含着因果联系。
  末联是全篇结穴。在诗人看来,“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这场天荒地变──甘露之变尽管令人心摧,但更令人地痛的却是国家所面临的衰颓没落的命运。痛定思痛之际,诗人没有把目光局限在甘露之变这一事件本身,而是更深入地去思索事件的前因后果,敏锐的觉察到这一历史的链条所显示的历史趋势。这正是此篇思想内容比一般的单纯抒写时事的诗深刻的地方,也是它的风格特别深沉凝重的原因。
  这首诗在构思方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既借曲江今昔暗寓时事,又通地对时事的感受抒写“地春”之情。就全篇来说,“天荒地变”之悲并非主体,“地春”才是真正的中心。尽管诗中正面写“地春”的只有两句(六、八两句),但实际上前面的所有描写都直接间接地围绕着这个中心,都透露出一种浓重的“地春”气氛,所以末句点明题旨,仍显得水到渠成。


简析
  《曲江》是一首七言律诗。诗的首联说以前皇帝游曲江的车驾再也看不到了,只听到夜半冤鬼的悲歌;颔联承上指出陪同皇帝游玩的宫妃已不再来,只剩下曲江水依然在寂静中流向御沟;颈联笔触宕开,由眼前景写到天下局势,用典故暗喻此次事变中枉死的朝臣;尾联笔触收转,指出此诗的重点在于抒发“伤春”之情,亦即对国家命运的忧虑。这首诗概述曲江前后之事,运用子夜鬼歌、华亭鹤唳等典故,曲折地反映了甘露之变中士大夫被宦官惨杀的政治现实,表现了诗人内心极度的怆痛之情。



创作背景
  此诗当作于唐文宗开成元年(836)。曲江是唐代长安最大的名胜风景区,“开元中疏凿为胜境……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和上已之节”(康骈《剧谈录》)。安史之乱后荒废。唐文宗颇想恢复升平故事,于大和九年(835)二月派神策军修治曲江。十月,赐百官宴于曲江。甘露之变发生后不久,下令罢修。李商隐这首诗,就作于事变后的第二年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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