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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宋代-苏轼-唐诗宋词-空若网

《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 》

作者:苏轼  宋代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
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垅隔,惟见乌帽出复没。
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路人行歌居人乐,僮仆怪我苦凄恻。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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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没有饮酒为什么依然感觉像喝醉了昏昏沉沉的呢?我的心已经追着弟弟回家的马一起送出去了。
归家的人还有亲人和家可以惦念,而我又用什么来抚慰寂寞呢?
在高处回头看视线已经被丘陵阻隔了,只能看见弟弟的帽子高高低低地出没。
我惦念着弟弟在这样寒冷的天气衣着太过单薄,还要在撒满月光的路上独自骑着马回去。
路人边走边唱着歌感受着人世的快乐,仆人埋怨我沉溺于悲伤哀痛。
我也知道人生总要有离别,但只是害怕时间流逝得太快。
什么时候可以在寒夜的孤灯下面对面回忆往昔,在下雨的夜晚听着风吹树木的声音。
你要记得我们的约定和情意不可以忘记,千万不要太爱高官俸禄。


注释
兀兀:昏沉的样子。
归鞍:归骑。回家所乘的马。
庭闱:指父母居住处。
坡垅:丘陵。
行歌:边行走边歌唱。借以发抒自己的感情。
僮仆:仆人。
凄恻:悲伤。
飘忽:轻快迅疾的样子。
畴昔:往日;从前。


赏析
  此诗首四句以突兀笔触人题,直抒离别情深。未曾饮酒为何昏沉似醉,原来诗人心已追随其弟归鞍驰往汴京去了,一下子就烘托出因离别而精神恍惚的神态。心逐归鞍,见恋亲情重,“归人”比较“今我”,又加一层。汪师韩说“起句突兀”,纪昀说“起得飘忽”,都是说这样的开头既突兀又飘忽。弟弟(“归人”)即将见到亲人都还思念不已,他从此远离庭帏,更难以承受思念亲人之苦。这种对比手法,进一步突出了离亲之苦。
  “登高”四句抒发别后思念弟弟之情。登高翘望,因坡垅阻隔,行者乌帽时隐时现,又担心弟弟天寒衣薄,独骑夜行,由眼前实景,到心中思绪。这两句惜别不仅感情真挚,而且“模写甚工”(《吴礼部诗话》),善“写难状之景”(《纪评苏诗》),给读者展现了苏轼回望弟弟的神情。后两句,诗人对弟弟更是体贴入微,“苦寒”句,怕他归途受凉;“独骑”句,担心他途中孤独;而裘薄、马瘦,月残,更烘托出别后的凄冷寂寞气氛。“苦寒念尔”句,承“但见乌帽”发挥。“但见乌帽”,则人与马都看不见,但由于“心逐归鞍”,看不见的都想得出:严冬苦寒,又是凌晨,霜风刺骨,而弟弟却“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怎能不令人心酸!先“见”后“念”,虚实相生,妙在不自己说心情“凄恻”。
  “路人”四句写自己悲苦的原因。以“路人行歌居人乐”作强烈的反衬,然后由“僮仆”开口,“怪我苦凄恻”。路上的其他行人欢歌笑语,路旁的居人更全家团聚,享天伦之乐。以此反衬自己,行文顿起波澜。身边的“僮仆”随自己去上任,心情很愉快,满以为即将到任做官的主人更心花怒放;可是看主人的神情却那么“凄恻”,就感到“怪”,行文更起波澜。后两句是“明所以‘苦凄侧’之故”(王文诰《苏海志余》)。“用他人反衬,接以自我开脱和担忧。“亦知”宕开一笔,但诗人想到岁月飘忽,盛时难再,又感到“凄恻”,“但恐”又扣合主线,行文就曲折而不直泻。
  末四句为缓解岁月飘忽,而设想未来,期盼早日团聚。“寒灯”、“夜雨”,是回忆往日“夜雨对床”之言,“君知”、“慎勿”,是强调早退,以便共践前约。“寒灯”句是对“畴昔”(往昔)兄弟相聚的回忆;“夜语”句是对未来相聚的盼望;“君知”两句则是相约之语:勿恋高官,以免妨碍弟兄欢聚。所谓“尝有‘夜雨对床’之言”,是指嘉祐六年(1061年)秋他们兄弟参加科举考试,寓居怀远驿时,一夜风雨并作,读韦应物诗,有感于即将远离,于是相约早退。(苏辙《逍遥堂会宿并引》说:“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壮,将游宦四方,读苏州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故子瞻始为凤翔幕府,留诗为别曰:‘夜雨何时听萧瑟。’”苏辙这段话可作苏轼此诗最后四句的注脚。
  苏轼这篇七古,在用韵上如王鸣盛所说,不是很严格,全诗十六句除第三、第十五句未用韵外,共“用十四韵而跨其五部(指月、药、陌、职、屑五个韵部)”(见《蛾术编》卷七十八《东坡用韵》)。但这并未妨碍它为历代读者所激赏。其原因不仅在于它是苏轼写兄弟之情的第一篇,在于感情真挚,摹写入微,行文跌宕,收转自如,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更在于这是“夜雨对床”之典在诗中的第一次出现。从此之后,“夜雨”成了触发手足之情的媒介,“夜雨对床”频繁地出现在苏轼的诗词作品中,成了他一生的企望和未了的心愿。


简析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是一首七言古诗。此诗先写临别时心境,次写对对方身影的顾望关念,再写情怀凄苦、岁月易逝,末写对往事的的回想和对未来的期盼。全诗情深意切,曲折顿宕,充分抒发了兄弟俩依依难分的衷情,既有手足之情,又有离愁别恨。



创作背景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兄弟同举制策入等之后,苏轼被任命为凤翔(今属陕西)签判,苏辙因其《御试制科策》尖锐抨击宋仁宗,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只好自己要求留京侍父,苏轼十一月动身赴任。苏辙由汴京(今河南开封)送行,直至郑州西门外告别,然后回返汴京侍奉其父。苏轼赴凤翔任,是他们兄弟俩第一次远别。苏辙送兄赴任,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到离京城一百四十里的郑州西门外,苏轼写下这首抒发离愁别恨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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