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工匠要做好自己的工作,一定要先将工具淬火打磨锋利,挑选测量好合适的材料,这样才能出力较少而收效显著。圣人治理国家,必须先选拔士子当中的贤能者,精心考察他的声誉和实际能力,然后再委派给他具体的事务,事情就能办妥帖了。所以选拔人才的办法,是当今最要紧的政务,自古以来遵守成法的君王,谁不重视选取人才的办法呢?然而在这之中得到人才的有,失去人才的也不能说没有;称职的人才有,选错了人才的也不能说没有。如果一定要得到称职的人才,不失去贤才,不妄然举荐,应像汉代左雄所说的那样,对诸生考查学术传承、对文吏考查奏章写作才好。
所说的文吏,不仅指那些只会写文章的人而已,他们一定要通晓古今之道,熟悉礼仪法度、天象吉凶、人事成败、政令教化的修改施行,然后带着这些经验去处理政事,就会使政令平和详稳;如果有事关重大的讨论,使他们用古往今来的例证参照佐证。所说的诸生,不仅指那些记诵经典字句训诂的人而已,一定要让他们学习典章礼法,熟悉古代政治制度、大臣和君主的种种威仪、时政的沿袭变化,然后再让他们去处置事务,那就会为国家的治理增光添彩,如果有事关重大的讨论,便可以命他们用经术来断定是非。
拿今天的事物和古代比照,今天的进士,就是古代的文吏;今天的明经,就是古代的儒生。然而现今策试进士,却仅仅以解说章句文字和声韵对偶为试题,只崇尚文辞的华美,都是些有小聪明的人擅长的事;策试明经,仅仅以背诵记忆对答作为衡量优劣的标准,不去责求经典大义,都是些蠢笨卑下的人擅长的事。这使得有贯通古今的才能之士成为世上多余的人,有旷世之才的高明之士很多都被世俗所排抑。所以学写文章的人竟然彼此告诚说:“稍看点书就足够了,把辞藻写得浮艳些才是时尚之文,和政事有多少关系呢?”死读经书的人则说:“传抄模仿是必须要做的,在背诵温习(古人训话章句)上要勤奋,经典中的大义道理有什么可取的?”所以为父为兄的勉励他们的儿子兄弟,当老师的勉励他的弟子,竞相写作那种浮华美艳的文章,以此来追逐时尚并猎取功名。为什么呢?因为当世的取舍标准就是如此,所学的内容当然不得不按照这样的要求。像这样的一类人,如果选拔他担任某种职位,进入官场,一旦国家有对重大问题的讨论,站在朝堂、宫廷之上,修改礼乐制度,修订法律条令,审判疑难案件,他们如何能使政令平和详稳,为国家的治理增光添彩,用古往今来的例证参照佐证,用经术来断定是非呢?必定会唯唯诺诺罢了。
文中子说:“文章啊文章啊,难道只是写出来就可以了吗?其中一定要贯穿着圣人之道才是。学习啊学习啊,难道只懂得背诵记忆就可以了吗?其中一定要申明道义才是。”所以人才不能随随便便求取到已经很久了,如果一定要区别他们不同方面的才能,就应该多少按照汉代考试写作公文、谈论学术源流的做法。策试进士,要考些诸如国家的大政方针什么最要紧,治理民众的事务什么最紧急,政令教化的利害得失以什么为关键,安定边疆的妙计良策都有哪些等,命他们以最切合当今之需的问题进行答辩,不仅仅用解说章句文字和声韵对偶使他们疲于应付;策试明经,应该让他们阐述礼乐制度需要如何进行修订增删,天地的变化究竟如何,礼器的制度有哪些是应该推崇的,各自用经典当中的言语作为佐证进行答辩,不单单把会背诵、会模仿作为衡量才能的标准。这以后排出优劣次序,来升迁或贬黜他们,或许取舍的标准便可以彰显在人们眼前了,这难道还能说是厌恶有用之才而学习无用之学,不接受安逸而趋于烦劳吗?因此学子们都不会再去学那些毫无用处的言辞,那么儒业(就会)专一而有的放矢了;一心一意地学习圣道,久之便能深入其内心了。这样的心得,既可以用在朝廷之中,也可以用在管理民众当中,用到哪里问题不是迎刃而解呢?其他任职的年限和资历,也是不足取的。
注释
遴柬:选拔。
练核:精心考查。
守文之君:指第二代以下之帝王。《史记·外戚世家》:“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索隐:“守文犹守法也,谓非受命创制之君,但守先帝法度为之主耳。”
谬举:指错误的荐举。曹植《求自试表》:“故君无虚授,臣无虚受。虚授谓之谬举,虚受谓之尸禄。”
左雄(?一138):字伯豪,东汉南郡涅阳(治所在今河南邓州东北)人。安帝时举孝廉,迁冀州刺史。顺帝时,掌纳言,官尚书。《后汉书·左雄传》称其上言“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儒有一家之学,故称家),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帝从之。”
政体:此指施政的要领。
策:策问。汉代皇帝为选拔人材举行面试,事先把问题写在竹简上,应考的人按策上题目对答。
诬艳:指文辞的浮艳失实。
辟雍明堂:周朝为贵族子弟所设的太学称辟雍。明堂为古代帝王宣明政教之地,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在此举行。
文中子:隋朝王通的私谥。王通(584-618),字仲淹,初唐诗人王勃的祖父。著有《中说》,又称《文中子》。文中所引,见《中说》卷二,文字略有不同。
简析
该文主要探讨了选拔人才的标准与方法,强调实用与才能的重要性。文中批评了当时选拔人才只重文辞记诵、忽视实际能力的做法,提出应像古代一样,通过考察对时务的理解、经义大义等实用才能来选拔人才。作者倡导学者应专注于实用知识,避免无用之言,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与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