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年7月21日）晚，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时忧心忡忡地对赵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
’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
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
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就是说，现在“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会渐渐分裂，不过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权威，而且中央政府没有先烂掉，所以现在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
以我的推测，今后的大祸是中央政府会先垮台，然后天下无主，人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大概不出五十年就会发生这种灾祸。
听了赵烈文这番话，曾国藩立刻眉头紧锁，沉思半天才说：“然则当南迁乎？”显然，他不完全同意赵烈文的观点，认为清王朝并不会完全垮掉，有可能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政权南迁、南北分治、维持“半壁江山”的王朝一样。
对此，赵烈文明确回答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他认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偏安一隅，恐将彻底灭亡。
曾国藩反驳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赵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
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
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曾国藩无言以对，沉默良久说：“吾日夜望死，忧见社稷之陨。
” 作为老牌的政治家和一代大儒，曾国藩的忧患意识是极为强烈的。
自此以后，他多次和赵烈文讨论大清的国运和前途问题。
有时，他非常悲观，对赵烈文说：“京师水泉皆枯，御河断流，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
”有时，又认为大清仍有可为，认为奕为人“聪颖”，皇帝“君德正，勤于政事”，那拉氏遇事“威断”，为前代所无。
赵烈文不同意他的看法，说奕“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身处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餗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而皇帝勤政也无补于兴亡，“威断”则易受蒙蔽。
他认为，“中兴气象，第一贵政地有人。
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当默运天心，未必其然也”。
亦即大清如果中兴非要“大变”不可，局部的小修小补已经不能挽救王朝的颓运。
一年后，曾国藩前往北京觐见那拉氏和同治皇帝，居京数月，曾国藩对朝廷上下的情况有了新的判断，大体同意了赵烈文先前的看法。
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1869年7月7日），在保定直隶总督官邸，曾、赵二人又进行了一次长谈。
曾国藩对赵烈文直斥朝廷“吏治风俗颓坏已极”，对执政的衮衮诸公也大为不满，他说：“两宫（慈禧、慈安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帝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奕），文（文祥）、宝（宝鋆）数人，权过人主。
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伯川（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宝鋆）则不满人口。
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亘峰（倭人），然才薄识短。
余更碌碌，甚可优耳。
”这次谈话是曾国藩对赵烈文以前预言的首肯和回应，经过观察和思考，连中兴之臣曾国藩也对大清的前途充满了忧虑和绝望。
我们看到，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清王朝于1911年抽心一烂，土崩瓦解，距1867年赵烈文和曾国藩的谈话四十四年，果然未出五十年。
而且，接踵而来的也是赵所预言的长期“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即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幸运的是，曾、赵已分别于1872和1894年去世，并未在生前看到他们为之效力的大清帝国的覆亡。
烈文知人论世，洞幽烛微，像一只知晓暴雨来临的蚂蚁，虽然风雨欲来，但也无能无力，只能坐看大清沉沦、没落以至覆亡。
所以先知是最痛苦的，因为他第一个看见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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